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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政府經濟職能的根本途徑 推動政府轉型篇一

中國當前經濟工作的重點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在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正以前瞻的目光面向未來。中國經濟轉型，不僅將為國內發展奠定基礎，對推動世界經濟健康發展以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也具有深遠意義。溫家寶在報告中指出，大力調整經濟結構，夯實長遠發展基礎。我們把保增長與調結構緊密結合起來，加快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經濟轉型的必然性

從國際看，世界經濟有望恢復性增長，國際金融市場漸趨穩定，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趨勢沒有改變，世界經濟格局大變革、大調整孕育著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世界經濟復蘇的基礎仍然脆弱，金融領域風險沒有完全消除，各國刺激政策退出抉擇艱難，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和主要貨幣匯率可能加劇波動，貿易保護主義明顯抬頭，加上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能源資源等全球性問題錯綜復雜，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依然很多。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許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比如，經濟增長中投資所占比重過大、一些地方“三高”(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產業尚未得到根本遏制、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出等等。要解決這些問題，根本的出路在于調整結構，推進發展方式的轉變，實現社會經濟的高效發展、低碳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轉型措施

措施一：繼續推進重點產業調整振興。

①加大技術改造力度。用好技改專項資金，引導企業開發新產品和節能降耗。

? ②促進企業兼并重組。打破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推動優勢企業兼并困難企業，加快淘汰落后產能。

? ③全面提升產品質量。引導企業以品牌、標準、服務和效益為重點，健全質量管理體系，強化社會責任。切實加強市場監管和誠信體系建設，努力把我國產品質量提高到新水平。?

措施二：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

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搶占經濟科技制高點，決定國家的未來，必須抓住機遇，明確重點，有所作為。要大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醫藥、信息網絡和高端制造產業。積極推進新能源汽車、“三網”融合取得實質性進展，加快物聯網的研發應用。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投入和政策支持。

措施三：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

o ①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服務體系。

抓緊修訂中小企業劃分標準，加快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信息服務網絡和小企業創業基地建設，進一步減少、簡化行政審批，堅決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費。②繼續落實財政對中小企業支持政策。對部分小型微利企業實行所得稅優惠政策。中央財政預算內技術改造專項投資要覆蓋中小企業，地方政府也要加大投入。

? ③加強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完善小企業信貸考核體系。鼓勵建立小企

業貸款風險補償基金。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切實解決中小企業特別是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措施四：加快發展服務業。

①大力發展金融、物流、信息、研發、工業設計、商務、節能環保服務等面向生產的服務業，促進服務業與現代制造業有機融合。

? ②大力發展市政公用事業、房地產和物業服務、社區服務等面向民生的服

務業，加快發展旅游業，積極拓展新型服務領域。

? ③農村服務業基礎薄弱、發展潛力大，要加快構建和完善以生產銷售、科

技信息和金融服務為主體的農村生產生活服務體系。

? ④加快建立公開平等規范的服務業準入制度，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進一步

完善促進服務業發展的政策，逐步實現國家鼓勵類服務業用電、用水、用氣、用熱與工業基本同價。?

措施五：打好節能減排攻堅戰和持久戰。

①要以工業、交通、建筑為重點，大力推進節能，提高能源效率。? ②要加強環境保護。積極推進重點流域區域環境治理及城鎮污水垃圾處

理、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重金屬污染綜合整治等工作。?

o

轉變政府經濟職能的根本途徑 推動政府轉型篇二

人民日報:經濟轉型離不開“有為政府” 全世界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長期陷于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又一次重大思想解放，為進一步持續健康發展經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打下非常堅實的基礎。

為什么我們要把政府和市場關系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發展經濟學的歷史視角，提供了一種非常深刻的解讀。

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對于所有發展中經濟體來說，發展都是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二戰之后，不少國家擺脫了殖民半殖民狀態，開始追求現代化，希望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然而，至今只有兩個經濟體完成了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躍進，一個是我國臺灣，一個是韓國；只有13個經濟體完成了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提升，亞洲也只有日本與“四小龍”。全世界發展中經濟體多達180多個，絕大多數長期陷于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歷史地看，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始終是一國經濟增長、收入提高的基礎。如果發展中經濟體利用好后發優勢，可以加速趕超、實現現代化。但是，由于二戰后的所謂“結構主義”的發展理念泛濫，眾多發展中經濟體高度強調政府在推進重工業發展中的作用，結果經濟績效非常差，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上世紀80年代之后，發展思潮又被新自由主義代替，希望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讓政府完全撒手不管。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增速更慢、危機更多甚至經濟崩潰。

前面列舉的幾個成功例子都有共同特點，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既依靠了有效的市場、政府也積極有為。有效的市場必須與有為的政府相結合，這是因為經濟發展必須有競爭力，必須有比較優勢。如何形成比較優勢？企業家對于勞動力、資本、技術的偏好，是自發的，需要有效的價格信號作為前提，只有在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之下才能形成，這也就是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此同時，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上層建筑也必須隨之改進；此外，包括外部風險的平衡，不是個別企業家所能完成的，同樣離不開政府部門的頂層設計。

有為的政府，對于轉型國家尤為重要。這是由于，轉型國家往往面臨著較大的就業壓力，需要政府來促進就業、關注民生、穩定社會。資金、資源如何避免盲目性，制度如何完善，也需要強有力的政府來協調、支持。所以，從計劃到市場的轉型，并不意味著政府的甩手不管，更不會自然而然形成市場的良性循環。改革開放推行的就是一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觀念，比如雙軌制，既讓市場發揮作用，也讓政府改善基礎設施、完善上層建筑，這也正是從1978年到2012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0.5倍的關鍵性因素。

往前看，要應對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解決好一些領域的壟斷、尋租甚至腐敗，既要堅持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方面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消除各種扭曲市場的保護、補貼、行政壟斷，另一方面要依靠有形之手，因勢利導，保護產權，維持宏觀環境，解決外部性等改革開放中累積的矛盾。如此，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就一定會延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目標也一定會實現。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 人民日報 》（2013年11月26日 05 版）

轉變政府經濟職能的根本途徑 推動政府轉型篇三

政府轉型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推進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由于體制轉軌的復雜性，改革的漸進性，政府職能轉變的任務還很繁重。一方面政府還管著一些不該管、管不了的事情，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的現象時有發生，行政許可事項比較多，存在宏觀管理微觀化的問題；另一方面有些該由政府管的事情卻沒有管好、沒有管到位，特別是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還比較薄弱，政府行政的越位、錯位和缺位現象還比較普遍。

溫家寶總理多次強調深化政府自身改革，這些年政府自身改革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與人民群眾的期望相比，差距還不小。大量民生熱點問題的破解都亟須轉變政府職能，如交通擁堵、就醫難就醫貴、擇校熱、社會保障欠缺等。

還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直在提，但現在依然沒有解決好，說明行政體制改革還不適應經濟發展，必須通過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和加強制度建設，解決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和矛盾。

【核心觀點】

轉變政府職能，加快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就是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沒什么可爭論的，但做起來難。其中的原因，一是思想認識滯后，二是運行方式落后。

首先，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在信息公開和陽光運行方面存在認識片面等問題，比如，認為搞征求意見、民意測驗、專家咨詢、意見反饋會影響決策形成和實施的效率。有的干部總希望在群眾面前保持一定的神秘感，認為神秘感和權威性是聯系起來的；有的干部懼怕接受監督，不愿意把決策的過程公之于眾。

其次，政府在陽光下運行是個系統工程，而現在一些地方缺乏配套的體制、機制，缺乏必要的組織架構。比如，開設市長熱線和設立接待日，就需要一個強大的后臺；一些地方和部門的發言人缺乏專業訓練。

其實，現在百姓的很多訴求恰恰是我們黨和政府正在做的或者研究的，但是由于溝通不暢帶來不信任，帶來矛盾，這是不應該的。

轉變政府職能重要的一條是要建立和完善科學、合理、有效的考核評價體系，通過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嚴格、規范和制度化的考核，最大限度地調動各級干部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第一，考核指標設計要與時俱進，保證考核工作的正確導向。要克服單一對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的追求，更加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更加注重資源保護、生態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人的全面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考核方法要增強針對性，保證真實性。傳統的考核往往是“小腳穿大鞋”或“大腳穿小鞋”，對不同領域、不同崗位、不同職務層次、不同級別干部的考核采取同一種方法、同一個尺度，同一套考核方案既考核主要領導，又考核副職，同時還考核中層干部和一般干部。這樣的考核難以真實地反映不同干部在自己所在崗位的業績。

第三，建立和完善政績成本的分析機制，保證考核結果的公正性。對干部的考核要進行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等方面成本的分析，政績的取得付出了多少成本、消耗了多少資源要有核算，以此來遏制不計成本、不顧當地的經濟狀況和人民群眾的承受能力，片面追求工程的浩大，嚴重損害當地長遠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行為。

政府職能轉變，必然牽涉到如何約束和監督政府，其中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各級人大的預算決算。當前，我國政府的非稅收入比重過大，在整個政府性收入當中占到40%以上，尤其是土地出讓收入過大，對政府財政穩定和可持續性有很大影響。

另外，行政經費、公務接待費等費用都應該在人大會議上公開，當然這些涉及很多技術問題需要進一步細化研究，但要有這個意識。各級政府要嚴格按照人大批準的預算執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經濟方針政策、全國人大批準的預算，如何確保政府在執行過程中不打折扣，這是政府職能轉換很重要的方面。

官員必須轉變觀念，掃除“家長制”、“一言堂”作風，以及與改革開放格格不入的舊觀念。必須強化官員依法行政的意識。同時，官員必須增強公仆意識，要增強政府和官員“花納稅人錢”的意識，增強服務意識。

轉變政府經濟職能的根本途徑 推動政府轉型篇四

服務型政府 有為且有效

徐雋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人民滿意”、“服務型”，這兩個關鍵詞勾勒的政府形態，讓人倍感親切和振奮。親切的是，這是執政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政府行政領域的體現；振奮的是，這是對過去管理型政府的超越。

這些年，有的地方政府熱衷于修建政務服務中心，對公務員開展“微笑服務”培訓，以為僅僅方便群眾辦事、改進服務態度就是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有的地方政府熱衷于招商引資、鋪攤子、上項目、給政策，把服務好企業、服從于gdp增長，作為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的全部要義；有的地方政府要么大包大攬、過度供給，對公共服務能否可持續考慮不夠，要么不加分析、不予區別地將一些公共服務簡單地推向市場，忽視了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過程中的政府責任??

簡單化地認識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缺乏系統性、長效性、創新性思維，使一些地方在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時走入了誤區。

究竟什么樣的政府才是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首先，職能科學，公共服務職能成為政府的核心職能。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政府該管的，如養老、醫療、教育、住房保障，絕不甩手推給市場、推給社會，做到不缺位；不該管的，如企事業經營、社會組織人事管理，絕不包攬干涉、橫插一腳，做到不錯位。同時，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唯有如此，才能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須知，一個“有限”的政府，方能符合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其次，結構優化，整合公共服務領域資源。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健全部門職責體系。”這不僅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而且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同時，應該優化行政層級和行政區劃設置，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探索省直接管理縣（市）改革，嚴格控制機構編制，減少領導職數。唯有這樣，才能理順職責關系，進一步優化政府組織結構，規范機構設置，完善行政運行機制。須知，一個“有為”的政府，才能適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

再次，廉潔高效，推行行政問責制度和政府績效管理。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要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必須健全監督機制，強化責任追求，切實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要追究，著力打造陽光政府、法治政府、廉潔政府。同時，建立科學合理的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和評估機制，建立決策問責和糾錯制度，創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須知，一個“有效”的政府，才能滿足人民群眾對政府職能轉變的新期待。

服務型政府，有為還須對位。不作為和亂作為，人民都不可能滿意。

轉變政府經濟職能的根本途徑 推動政府轉型篇五

讀《自由選擇》有感 ——自由選擇離不開政府

弗里德曼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強烈抨擊政府過度干預市場，這與當時被人們奉為經典的凱恩斯主義格格不入。“離經叛道”的弗里德曼憑借自己對美國經濟的深刻體驗，清醒地看到凱恩斯主義所面臨的理論危機，他慷慨激昂地宣揚自己獨到的經濟見解，為維護真理而與他人爭辯。

歷史在經過數十年沉思之后，終于向弗里德曼折服了。他的貨幣主義理論與永久性收入理論得到了經濟學界的廣泛認可，并被美國政府當作經濟發展的理論基礎。由于他在實際經濟中的偉大成功，他與凱恩斯并駕齊驅成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自由選擇》一書更是他理論的典型代表作，有力地推動了美國社會的自由開放。

弗里德曼探討人們持有貨幣的原因采取了與凱恩斯不同的方法，他不再具體研究人們持有貨幣的動機，而是將貨幣作為構成財富資產的一種。通過影響人們選擇資產的種類來保存財富的因素來研究貨幣需求，實際上是資產需求理論在貨幣需求理論上的應用。在弗里德曼看來，貨幣是債券、股票、商品的替代品，貨幣需求是個人擁有的財富及其他資產相對于貨幣預期回報率的函數。而凱恩斯則認為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宏觀的經濟趨向會制約個人的特定行為。由此出發，他認為維持整體經濟活動數據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觀上平衡供給和需求。因此凱恩斯的和他建立在凱恩斯理論基礎上的經濟理論被稱為宏觀經濟學。

凱恩斯經濟理論的主要結論是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強大的自動機制。這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謂的薩伊發展相對，認為價格和利息的自動調整會趨向于創造完全就業。試圖將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聯系起來的努力稱為了凱恩斯《通論》以后經濟學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領域，一方面微觀經濟學家試圖找他們思想的宏觀表達；另一方面，例如貨幣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試圖為凱恩斯理論找到扎實的微觀基礎。二戰之后，這一趨勢發展成為新古典主義綜合學派，該學派的最典型代表人物正式弗里德曼。

嚴格來說，在經濟思想史上，《自由選擇》一書其實不是學術著作。他是在一個電視片的解說基礎之上擴充而成，并與弗里德曼同期在美國《新聞周刊》上發表的一系列專欄文章一起，作為貨幣主義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夫妻向公眾宣傳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的通俗讀本。但這絲毫不意味著這本書因此而貶值。相反，因為它使得原本屬于象牙塔內的高深貨幣主義理論升華成自由主義訴求走向美國民間，從而直接推動了70年代中期開始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復興。

盡管書名及數的開頭所宣傳的“將平行地論述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很容易讓帶有“主義”眼光的人想到意識形態問題，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此書的主題是探討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之間的關系，其最核心主旨是新自由主義者所念念不能忘懷的“有限政府論”。

關于政府，歷來有兩個神話，：一個使人們相信政府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區別于經濟人是為私人利益服務，因此政府官員應該有比常人更高的道德，用弗里德曼在書中的話說，這是對“好人政府”的迷信；另一個是人們認為自由市場具有與生俱來的缺陷，即“市場失靈”，而政府的功能正好可以彌補自由市場的缺陷，尤其在提供公共產品，解決外部性以及促進平等方面，用弗里德曼的話講，就是對“有效政府”的迷信。“外界的”或“鄰居的”影響會使“市場失靈”，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讓受到影響的人得到補償或付出代價，因為這樣做費用太大；第三者被加強了不自愿的交易。

我們做任何事情，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會對第三者產生一些影響，不論這種影響是多么微小或者受到影響得人距離我們多么遙遠。結果咋看起來，似乎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正當的，都是亞當斯密的第三項義務所允許的。但這純粹是誤解，政府的措施也會對第三者產生影響。“外界的”或“鄰居的”影響不僅可以使“市場失靈”，而且也可以使“政府失靈”。如果這種影響對市場交易是重要的話，那它對于政府采取的旨在糾正“市場失靈”的措施多半也是重要的。私人活動對于第三者的影響之所以意義重大，主要是因為難以弄清給外界帶來的損失或好處。在不容易弄清誰受到損失，誰得到好處而且損失、好處各有多大時，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用自愿交易代替不自愿交易。

我們的社會是我們自己建立的。我們可以改變各種制度。物質的和人的特性限制了我們選擇的余地。但是，只要我們愿意，這些都是阻止不了我們去建立這樣的一個社會，它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來組織經濟活動和其他活動，它維護并擴大了人類的自由，把政府活動限制在應有的范圍內，使政府成為我們的仆人。

弗里德曼理論體系中另外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對待通貨膨脹的態度及其處理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俄國和德國發生了惡性通貨膨脹——物價一夜之間上漲一倍或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國發生了惡性通貨膨脹；在巴西，1954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100%；比上述更加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了1973年智利阿連德政府倒臺和1976年阿根廷隆政府的倒臺。回顧世界歷史，每一個通貨膨脹都是印刷機帶來的現象。用弗里德曼理論來闡述：通貨膨脹主要是一種貨幣現象，是由貨幣量比產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弗里德曼說：“歷史上還沒有這樣的例子：沒有一場嚴重而持久的通貨膨脹，不伴隨著大致相當的貨幣增長速度；也沒有這樣的例子，貨幣數量的急速增加，不伴隨著大致相等的通貨膨脹率。

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意味著，人們原先持有的錢現在只能買到比原先少的東西。為了在手頭積存足夠的錢，能夠購買從前那樣多的東西，他們不能不節省開支，把一部分收入用來抵補這個差額。而政府增印紙幣無異于對人們持有的貨幣征稅。如果新增加的貨幣使物價上漲1%，那么每一個持有貨幣的人實際上繳納了一筆稅款，數額相對于他持有的貨幣總數的1%。他現在必須持有額外的紙幣以達到同從前一樣的購買力。這些額外的紙幣同他口袋里或保險箱里的其他紙幣都成為了稅款的依據。因此通貨膨脹自動提高了實際稅率，從而間接地增加了政府收入。

醫治通貨膨脹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弗里德曼認為，因為貨幣量的過度增加是產生通貨膨脹的唯一重要原因，因而降低貨幣增長率是醫治通貨膨脹的唯一方法。政府必須有決心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控制貨幣量增長的速度。其次，因為高額的政府開支是造成貨幣過度增長的一個原因，所以減少政府開支是減少貨幣增長的另一個因素。否則當通貨膨脹加速發展，對社會機體造成嚴重的損害，帶來大量的不公平和痛苦，最終會導致真正的公眾意志會發展起來，對通貨膨脹采取強制措施。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認為，較高的失業率和緩慢的經濟增長是醫治通貨膨脹的方法；我們必須面對的選擇是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或者較高的失業率；政府當局已安于或正在積極地促進較慢的增長和較高的失業率以抑制通貨膨脹。弗里德曼在結合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而平均失業率也上升的實際經濟形勢得出，緩慢的經濟增長和較高的失業率并不是醫治通貨膨脹的方法，而是醫治通貨膨脹湊效時產生的副作用。

總結上述兩部分經濟現象，弗里德曼比較詳細地闡述了政府發展的兩個極端結果：“好人政府”的迷信和對“有效政府”的迷信，認為在平衡行為外部性的手段時反復強調了政府行為的積極作用；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起因于貨幣量的急劇增加，而不是產量的急速增加；放慢貨幣增長率是治理通貨膨脹最為有效地方法，而政府能夠決定貨幣的數量，因此政府是通貨膨脹的制造者，也是治理通貨膨脹的直接責任人。讀完《自由選擇》一書之后，給本來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選擇是在有政府存在的市場里進行的一系列理性選擇；理性人在市場中自由選擇的同時政府設置的所謂的“選擇障礙”也是有一定積極作用；將古典的經濟學的無形手和凱恩斯主義治理經濟的有形手同時運用到了實際的經濟生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