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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讀書筆記600字篇一

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00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 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 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并考慮，對以后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亞當.斯密《國富論》一書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各個不同側面詳細而嚴謹地論證了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繁榮。他采用了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亞當.斯密運用新興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分工的理論，分析了勞動分工的決定因素，并進一步結合新興古典分工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分析了不同經濟實力的欠發達區域在不同的階段如何選擇最優分工網絡，并借此分析了我國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緩慢的內在原因。

國人對《國富論》并不陌生，但多將它看作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經濟學說而束之高閣，除了高校經管類學生被導師要求閱讀之外，普羅大眾看過這本書的估計不多。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可以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讀罷此書，我最深的感受，是亞當·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實基礎之上的嚴密論證，開創了經濟學科的理性思辨傳統。真不愧是經濟學科的“奠基”之作。國內經濟學家，哪怕是一些權威學者(諸如吳敬璉、張維迎、樊綱之流)，都應該好好的首先繼承這個傳統，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觀點。當然，國內也有一批斯密忠實的學生，仍然在世的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秦暉、人大農發學院院長溫鐵軍，天則經濟研究所創辦人矛于軾，以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劉吉等，他們腳踏實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國富論》讀書筆記600字篇二

忙里偷閑拜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覺得很受啟發，它給我帶來了深刻的感受，并明白了什么樣的書才能稱得上劃時代的巨作，什么樣的人才配得上“經濟學始祖”的稱號。《國富論》的首次出版標志著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亞當·斯密反對政府干涉商業和商業事務、贊成低關稅和自由貿易的觀點在整個十九世紀對政府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并延續至今。

亞當斯密于1768年開始著手著述《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此書共分為五篇，總計三十二個章節，分別討論了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資財的性質及其蓄積和用途，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政治經濟學體系和君主或國家的收入等幾個方面的問題。全書基本涵蓋了古典經濟學派所討論的所有問題，并對各個問題進行了最基本的理論闡述，對后世經濟學家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書中，斯密首先闡述了他的勞動價值論。他認為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節生活必需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的物品。而勞動的生產率要受下述兩種情況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說，這一國國民運用勞動，是怎樣熟練，怎樣技巧，怎樣有判斷力;第二，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和不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是什么比例。不論一國土壤、氣候和面積是怎樣，它的國民每年供給的好壞，必然取決于這兩種情況。

緊接著又論述道，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他認為分工有以下的好處：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勞動置換的時間減少;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發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人的工作。當論及分工產生的原因時，斯密認為勞動或者說職業的差異并不是分工產生的原因，而是分工所帶來的結果。分工起因于交換的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是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市場要是過小，那就不能鼓勵人們終生專務一業。因為在這種狀態下，他們不能用自己消費不了的自己勞動生產的剩余部分，隨意換得自己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余部分。他舉了一個制針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針的制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讓一個人從頭做到尾，一天恐怕連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協作，每人負責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卻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來如此神力?其實，道理很簡單，分工可以使勞動專業化，可以提高勞動的熟練程度。

至于交換產生的原因，斯密認為，主要源于人們的利己心，希望把自己不用的物品去換取別人的，對自己有用的物品。既然有了交換，那么就必須有交換的媒介。這時斯密介紹了各種交換媒介，如牲畜、貝殼、煙草、鞣皮等，當然還有貴金屬。那么這些媒介與交換物之間的交換價值比例是如何確定的呢?斯密把這個問題分成三點進行闡述：第一，什么是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即構成一切商品真實價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構成真實價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第三，什么情況使上述價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時高于其自然價格或普通價格，有時又低于其自然價格或普通價格?換言之，使商品市場價格或實際價格，有時不能與其自然價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于說，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后，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后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欲論等，都可以從它那里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秘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后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采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亞當·斯密認為，每一個人行為的動機，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他還認為利己心這并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他相信，個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個社會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