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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社會契約論讀書筆記 社會契約論讀書筆記1500字篇一
在歷史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毀譽參半，就需要我們正確地看待。以下是小編搜集整理的社會契約論讀書筆記3000字，歡迎閱讀。
社會契約論讀書筆記3000字篇1
《社會契約論》分為四卷，第一卷論述了社會結構和社會契約。社會秩序乃是為其他一切權利提供了基礎的一項神圣權利。秩序并非來源于自然。社會秩序來源于共同的原始、樸素的約定。當自然狀態中，生存障礙超過個人所能夠承受的地步，人類就被迫改變生活方式。人類不能產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集合并形成力量的總和來克服生存的阻力。解決辦法就是形成一個約定，使每個人都把自身的能力置于“主權者”的指導下。主權者是盡可能包括最多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與集體的共同體。共同體中的約定對于每一個成員都是平等的。
第二卷闡述主權及其權利。主權是公意的運用，不可以轉讓，不可分割。主權由共同利益所決定和約束，籍著法律而行動。法律是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的公意的行為。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本身并沒有權力只是指導者。他們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議，只有人民自己才有權設立法律。
第三卷闡述政府及其運作形式。政府是主權者的執行人，而非主權者本身。政府中的執政者只是受委托來行使行政權力。世上主要存在著三種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體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貴族制，由少數人所治理;國君制，由一人治理。結構單一的政府是最好的;實際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的，都或多或少地借鑒了其他形式。沒有一種政府適用于一切國家，但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必須與其人民的特點相適應。
第四卷討論幾種社會組織。公意是不可摧毀的，通過投票來表達。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選舉模式，例如：人民大會、保民官、獨裁、監察官等。每個公民都應該有一個宗教，只要他們的教條一點都不違反公民的義務。
一個理想的社會建立于人與人之間而非人與政府之間的契約關系。盧梭認為政府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認可。盧梭聲稱，一個完美的社會是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雖然他沒有定義如何達成這個目標，但他建議由公民團體組成的代議機構作為立法者，通過討論來產生公共意志。社會契約論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權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他所說的政治權威在我們的自然狀態中并不存在，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社會契約。在社會契約中，每個人都放棄天然自由，而獲取契約自由;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只有每個人同等地放棄全部天然自由，轉讓給整個集體，人類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約自由。他闡明政府必須分成三個部分：主權者代表公共意志，這個意志必須有益于全社會;由主權者授權的行政官員來實現這一意志;最后，必須有形成這一意志的公民群體。他相信，國家應保持較小的規模，把更多的權利留給人民，讓政府更有效率。人民應該在政府中承擔活躍的角色。人民根據個人意志投票產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權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會契約就遭到破壞;人民有權決定和變更政府形式和執政者的權力，包括用起義的手段推翻違反契約的統治者。
總而言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對社會的發展起過重大的推動的作用，但這并不能掩蓋他理論上本身的缺陷。他之謂“我要探討的是權利的道理，而不是事實”，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得到理解，但是這種唯心的論證方法，顯然還是缺乏足夠的說服力。此外盧梭還有一個地方存在嚴重的思維混亂—“主權者”。有時它指全體人民的集合，有時指國王或君主，有時則指立法機構。其實，這三者是不同的主體。人民的整體，構成主權者。立法機構，是由人民中間選出的代表組成，代表全體人民執行立法職能。國王或君主，或總統，以及政府，都是人民的代理人。正因為存在這個混亂，盧梭在統治與代理的問題上也存在混亂。所以他有這樣的說法：統治者的統治要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和認可。其實，依據他的基礎觀點，也是我所同意的觀點，必然得出國王或君主或總統僅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已。
在中國不平等的現象也是十分普遍的，性別不平等，職業不平等，貧富不平等，權利的不平等……這無數的不平等似乎在向我們說明這個社會存在非常深刻的矛盾，尤其是現在的“富二代”“官二代”現象，更是深深刺痛國人的眼球。“人生而平等”成為了一句充滿諷刺意味的空話，而“人生而不平等”才是這個社會的至理名言!人生而平等，人事實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決定命運，就是種姓制度或者“血統論”;而完全鏟除出身的作用，實際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自有其特殊內涵。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一方面是反映社會垂直流動的程度，或者說公職和職位向所有人平等開放的程度，正所謂“舉賢不避親”;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間的溝通問題。在二代標簽的背后，是這個社會早已彌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進一步放大。這種放大已經發生質的變化：人們日益擔心，社會的優質資源將日益被少數人壟斷，大部分人會失去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而這正是任何一種極端思潮誕生的社會土壤：以極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自從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社會階層的分化和各種劃分版本就層出不窮。和嚴謹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劃分不同，類似“富二代、窮二代和官二代”的劃分實際上是網絡輿論對于直觀社會現象的反應。尤其是在就業和謀取更好職位的時候，當更追求職業前景激勵的年輕人在關系、家庭資源、甚至是賄賂競爭等的較量中敗下陣來，一種“出身決定命運”的悲觀情緒勢必會蔓延。而當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輩積累的財富和人脈資源的蔭庇，卻又自認為理所當然，擺出一副傲慢姿態的時候，不平、不滿和憤恨的情緒就會滋長。
究其根源，我認為自從實行“讓一部人先富起來”之后，代際之間的公平問題就遲早會出現。這個政策的出發點很好，但是卻沒有達到它真正的目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沒有錯，但是接下來應該“讓先富帶動后富”這點卻沒有做到!先富起來的人搶占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再加上社會保障體制嚴重缺失，讓貧困的人們無法獲得同樣的發展機會，這就導致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現象。資本和勞動的分配嚴重失衡，這直接影響大多數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資源帶來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沒錢”。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服務方面對于民眾起點公平的保障嚴重不足，個人和家庭為此付出了過于沉重的代價(比如為了孩子讀書條件好一點，或者承受高房價，或者承受高昂的擇校費)。等到要“還債”的時候，相關的人們也不得不加入到對于稀缺性資源的尋租大戰中去。沒有“公平正義的光輝”，最終的可能結局只能是“叢林的戰爭”。
之所以如此關心二代現象，我想恐怕還是因為資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會代際之間遺傳，社會斷裂得不到有效彌合。本來年輕意味著新銳和突破。但現實也昭示體制的力量更大。中國最嚴重也最需解決的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這才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只有挖去陳腐已久的計劃經濟殘存的“毒瘤”，中國的社會發展才能走上健康向上的道路，一切的一切才有可能完全解決。但是現在縫縫補補的小動作是無法撼動舊有的體質的，只有一場翻天覆地的改革才能打破一切。但是上層的既得利益集團會讓這種有損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實現嗎?從目前的改革動向來看希望不大，個人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實在是太渺小了!難道真要等到一切矛盾激化到無以復加之時，政府才能下定決心嗎?
社會契約論讀書筆記3000字篇2
中世紀的末期在意大利、英格蘭、蘇格蘭、西班牙和法蘭西出現了不同規模和不同內容的“文化復興”(習稱“文藝復興”，我以為它所覆蓋的是更為寬泛意義的“復興”，外文renaissance并沒有任何形容詞)。“復興”和它引出的遍及歐洲的“宗教改革”都是對中世紀的反動。歐洲社會到十七八世紀活躍起來了。工商業、科學技術、水陸交通發達起來了，印刷術的進步使出版業成為一種“行業”，促進了文化的傳播和思想的流通。荷蘭和英國先于西歐大陸腹地的法國和德國已是自由貿易和自由思想的發祥地。知識和思想不脛而走，打破了國界，不少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來往于英倫海峽兩岸。英倫的經驗主義和法國的理性主義，既有區別，又有交融。十八世紀的法國在經歷了三十年的宗教戰爭之后，還處在社會動蕩之中，王權和宗教暴政威嚴仍在，然而敏感的“文人”們(今稱“知識分子”)動起來了，不是一個、兩個，而是許多人，他們對各自所關心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學、宗教等問題發表意見，形成“處世橫議”眾聲喧嘩的局面，伏爾泰把這種文化現象稱為“文人共和國”。他們之間無論有多少各自的偏好、性格和主張，無論他們的出身何等不同，見解何等相似或相左，共同點是批判現存的制度，設想一種擺脫壓迫的、使人人都享有個人尊嚴和自由的社會。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烏托邦”。在英國革命之后，歐洲(特別是西歐)大陸在醞釀著大變化。
盧梭172019年6月28日出生于瑞士日內瓦一個鐘表匠的家庭。盧梭的祖父原是法國新教徒，因躲避宗教迫害于16世紀中期來到瑞士。父親是鐘表匠，技術精湛;母親是牧師的女兒，頗為聰明，端莊賢淑。母親因生他難產去世。他一出生就失去了母愛，他是由父親和姑媽撫養大的。比他大7歲的哥哥離家出走，一去不返，始終沒有音訊。這樣，家里只剩下他一個孩子
盧梭懂事時，知道自己是用母親的生命換來的，他幼小的心靈十分悲傷，更加感到父親的疼愛。他的父親嗜好讀書，這種嗜好無疑也遺傳給了他。盧梭的母親遺留下不少小說，父親常常和他在晚飯后互相朗讀。每讀一卷，不一氣讀完是不肯罷休的，有時通宵達旦地讀，父親聽到早晨的燕雀叫了，才很難為情地說：“我們去睡吧，我簡直比你還孩子氣呢。”在這種情況下，盧梭日復一日地讀書，無形之中養成了讀書的習慣，漸漸充實并滋養了他年幼的心靈。在父親的鼓勵下讀了許多古希臘、古羅馬文學中的名人傳記。7歲的盧梭就將家里的書籍遍覽無余。他還外出借書閱讀，如勒蘇厄爾著的《教會與帝國歷史》、包許埃的《世界通史講話》、普魯塔的《名人傳》、那尼的《威尼斯歷史》、莫里的幾部劇本等等，他都閱讀過。由于這些歷史人物的典范影響和他父親的諄諄教誨，盧梭深深體會到了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的可貴。他既有父親的愛國血統，又以這些偉人為榜樣，甚至言行之間常把自己比作那些歷史中的人物。有一天，他在桌旁敘說斯契瓦拉的事跡，在座的人全都很驚訝地看到盧梭走上前去，把手放在熊熊燃燒的爐火之上，來表演斯契瓦拉的英雄壯舉。這種早熟早慧的表現，正是盧梭特有天資的最初顯露。
社會秩序乃是為其他一切權利提供了基礎的一項神圣權利。秩序并非來源于自然。家庭是最古老和自然的社會形態;但是，父母與能夠自立的子女之間的聯系，有必要用一系列約定來維系。某些哲學家認為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奴役和統治是天然的，但他們混淆了原因與結果;如果有些人天生為奴，那么一定是因為有反自然的奴隸制度存在為先。社會秩序不可建立在強力的基礎上，因為最強者無法一直保持強勢霸權，除非他能把強力轉化為權利，把服從轉化為義務。在那種情形下，權利與強力就要互換位置。如果必須要用強力使人服從，人們就無須根據義務而服從了;因而，只要人們不再是被迫服從時，他們也就不再有服從的義務。
約定是一切合法權威的基礎。這個論斷，根據格老秀斯的理論，是人民轉讓自身自由的權利。轉讓就是奉送或者出賣。但一個使自己作另一個人的奴隸的人并不是奉送自己，他是出賣自己，是為著自己的生活。一個人無償地奉送自己，是荒謬的和不可思議的。這樣一種行為是不合法的、無效的。即使一個人可以轉讓自己，他也不能轉讓自己的孩子，孩子們生來是自由的;他們的自由屬于他們自己，其他人都無權加以處置。格老秀斯為了替奴隸制度開脫，鼓吹征服者有權屠殺被征服者、或奪取其自由而赦免其生命。但戰爭不是人與人的一種關系，而是國與國的一種關系;戰爭的目的既是摧毀敵國，人們就有權殺死對方的保衛者，只要他們手里有武器;可是一旦他們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是敵人或者敵人的工具時，他們就又成為單純的個人，而別人對他們也就不再有生殺之權。無人有權奴役他人，奴隸制和權利，這兩個名詞是互相矛盾的。
社會秩序來源于共同的原始、樸素的約定。當自然狀態中，生存障礙超過個人所能夠承受的地步，人類就被迫改變生活方式。人類不能產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集合并形成力量的總和來克服生存的阻力。“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并且由于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解決辦法就是形成一個約定，使每個人都把自身的能力置于“主權者”的指導下。主權者是盡可能包括最多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與集體的共同體。共同體中的約定對于每一個成員都是平等的。共同體就以這同一個行為獲得了它的統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共同體可稱為“國家或政治體”，至于結合者就稱為人民;個別地，作為主權權威的參與者，就叫做公民，作為國家法律的服從者，就叫做臣民。有了這個契約，人類就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從本能狀態進入道德和公義狀態。人類由于社會契約而喪失的是天然的自由以及對于他所企圖得到的一切東西的無限權利;而他所獲得的，乃是社會的自由以及對于他所享有的一切東西的所有權。
主權是公意的運用，不可以轉讓，不可分割。主權由共同利益所決定和約束，籍著法律而行動。法律是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的公意的行為。雖然公意總是對的，但是它并非總是能作出明智的判斷，因此也并非總能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于是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立法者本身并沒有權力，他們只是指導者。他們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議，只有人民自己(或者說主權者、公意)才有權設立法律。
對于政府而言，僅有立法是不夠的，法律的強制實施亦非常必要。雖然主權體有立法權，但是它不能賦予自身執法權。它需要一個介于主權體和國民之間的中介者，在公意的指示下實施法律。這就是政府的角色，政府是主權者的執行人，而非主權者本身。政府中的執政者只是受委托來行使行政權力;他們是主權者的官吏，他們的職能不是契約的結果，而是以主權者的名義行使被托付的權力。他們從主權者接受命令，并將命令轉達給國民。主權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限制、改變或收回行政權。
世上主要存在著三種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體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貴族制，由少數人所治理;國君制，由一人治理。
民主制：嚴格意義而言，真正的民主制從來就不曾有過，而且永遠也不會有。民主制需要太多的預設條件和美德，實現全民民主非常困難。“如果有一種神明的人民，他們便可以用民主制來治理。但那樣一種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適于人類的。”
貴族制：可以是自然的、選舉的與世襲的。第一種只適于純樸的民族;第三種是一切政府之中最壞的一種。第二種則是最好的;它才是嚴格說來的貴族制。第二種貴族制除了具有可以區別兩種權力的這一優點而外，并且還具有可以選擇自己成員的優點。用這種方法，則正直、明智、經驗以及其他種種受人重視與尊敬的理由，就恰好成為政治修明的新保證。
國君制：沒有比國君制更有活力的政府;但這種政府也具有很大的危險;如果其前進的方向不是公共福祉，就轉化為對國家的損害。君主們傾向于追逐絕對的權力，大臣們只是陰謀家。
結構單一的政府是最好的;實際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的，都或多或少地借鑒了其他形式。沒有一種政府適用于一切國家，但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必須與其人民的特點相適應，一個不靠外來移民的辦法、不靠歸化、不靠殖民地的政府，而在它的治下公民人數繁殖和增長得最多的，就確實無疑地是最好的政府。為了防止少數人篡奪國家的權力，必須由法律保障人民定期集會，終止一切現有的行政權，讓權力回到人民手中。在集會中，人民必須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主權者愿意保存現有的政府形式嗎?”第二個是：“人民愿意讓那些目前實際在擔負行政責任的人們繼續當政嗎?”介于主權者和政府之間的一種力量是議員，但是主權是不可轉讓的，所以議員代表不了人民，只是人民的辦事員，他們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決定。凡是不曾為人民所親自批準的法律，都是無效的。政府行政權的創制不是契約，而是法律。政府的行政官不是人民的主人，他不可以建立契約，而是遵守現有的契約。
公意是不可摧毀的，通過投票來表達。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選舉模式，例如：人民大會、保民官、獨裁、監察官等，歷史上的共和國古羅馬、古希臘，特別是斯巴達，教導了我們這些形式的價值。宗教是國家的基礎，在任何時候都在公民的生活中占主要地位。基督教的統治精神是和他的體系不能相容的。基督教是一種純精神的宗教;基督徒的祖國是不屬于這個世界的。基督徒以一種深沉的、決不計較自己的成敗得失的心情在盡自己的責任。每個公民都應該有一個宗教，宗教可以使他們熱愛自己的責任，這件事卻是對國家很有重要關系的。這種宗教的教條，卻唯有當其涉及到道德與責任——而這種道德與責任又是宣揚這種宗教的人自己也須對別人履行的——的時候，才與國家及其成員有關。公民宗教的教條應該簡單，條款很少，詞句精確，無需解說和注釋。現在既然已不再有，而且也不可能再有排他性的國家宗教，所以我們就應該寬容一切能夠寬容其他宗教的宗教，只要他們的教條一點都不違反公民的義務。但是有誰要是膽敢說：教會之外，別無得救，就應該把他驅逐出國家之外，除非國家就是教會，君主就是教主。這樣的一種教條，唯有在神權政府之下才是好的，而在其他一切政府之下就都是有毒害的。
讀了此書之后感受最深的是社會的運行需要一定的秩序，維持這一秩序的是法律，如何制定法律是一個國家的最大權利，這個權利應該屬于人民，法律應該由人民中代表投票產生。關于公益和眾益的區別在《社會契約論》里講的也很清楚，就是公眾意志永遠是公正的，而且永遠以公共利益為歸宿。
公意和眾意有很大區別;公意只著眼于公眾的利益，而眾意卻著眼于私人的利益，眾意僅僅是個別意志的總和。但是，除掉這些個別意志之間相互抵觸的部分之外，剩下的總和依然是公意。為了更好的表達公意，國家內部不能有派系存在，而且每個公民只能表示自己的意見。這是最重要的。
1.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又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
2.當人民被迫服從而服從時，他們做得對;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時，他們就做得更對。因為人民正是根據別人剝奪他們的自由時所根據的那種同樣的權利，來恢復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獲得自由;否則別人當初剝奪他們的自由就毫無理由了。
3.人性的首要法則，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關懷，是對于其自身所應有的關懷;而且，一個人一旦達到有理智的年齡，可以自行判斷維護自己生存的適當方法時，他就從這時候起成為自己的主人。
4.按格勞秀斯的說法，究竟全人類是屬于某一百個人的，抑或那一百個人是屬于全人類的，仍然是個疑問;而且他在他的全書里似乎是傾向于前一種見解的;而這也正是霍布斯的看法。這樣，人類便被分成一群群的牛羊，每一群都有它自己的首領，首領保護他們，就是為了要吃掉他們。
5.自由不僅在于實現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于不屈服于別人的意志。自由還在于不使別人屈服于我們的意志;如果屈服了，那就不是服從公約的法律了。做了主人的人，就不可能自由。
6.自然人本身自成一個單位，他是整數，是絕對的整體，他對他自己或他的同類才具有比例關系。政治人則只不過是一個分數，他有賴于分母;他的價值就在于他對全體、也就是對社會體的比例關系。
7.為了使社會公約不至于成為一紙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著這樣一種規定——唯有這一規定才能使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從公意的，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這恰好就是說，人們要迫使他自由;因為這就是使每一個公民都有祖國，從而保證他免于一切人身依附條件，這就是造成政治機器靈活運轉的條件，并且也唯有它才是使社會規約成其為合法的條件;沒有這一條件;社會規約便會是荒謬的，暴政的，并且會遭到最嚴重的濫用。
8.我已經談過什么是社會的自由。至于平等，這個名稱絕不是指權力與財富的程度應當絕對相等;而是說，就權力而言，則它應該不能成為任何暴力，并且只有憑職位與法律才能加以行使;就財富而言，則沒有一個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購買另一個人，也沒有一個公民窮得不得不出賣自身。這就要求大人物這一方必須節制財富與權勢，而小人物這一方必須節制貪得與婪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