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費先生的《鄉土中國》，我深有感觸。一方面，我的童年和學生時代幾乎都是在鄉土或者類似于鄉土的環境中度過的，所以我就是一個地道的鄉土中人；另一方面，這本書寫于20世紀40年代末，到此刻已有60多年的時間跨度了，而這60年來，中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鄉土此刻怎樣樣了？中國是不是還是一個鄉土中國？費先生的鄉土理論是不是還適應此刻的中國？這些問題都讓我充滿了興趣。

在我看來，本書開頭應當是注重寫中國的鄉土，后面多轉化為寫鄉土的中國。中國的鄉土自有其特點，而中國也的確帶有濃濃的鄉土味。直到此刻，這種味道也還處處可聞。

中國此刻的鄉土狀況如何呢？我沒有做過有用的調查，不敢妄語。官方的說法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步伐加快。這未免有失精細，我姑且以我的家鄉為例吧，這情景對于我來說還是比較熟悉的，平時在村里，最有感觸的便是孩子少了，減了不少熱鬧。村中的老人過世的也多了。讓人不好意思的是許多村里的小孩竟也叫不上名來，不少新媳婦也不認識了，真有一點物是人非的感覺。每一天早晨都有幼兒園的車來，上初、高中的孩子也經常不回家，更別說大學生了，這就讓長老權利的施行大打折扣。有一次，我們村長讓我抄一份關于家庭收入的文件，其中確有十之二三的家庭以外出務工為主要的收入來源，成為農民工。以上所述也應當是大多數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狀況了，這當然與費先生所在的那個年代的鄉村不一樣了，然而雖然有這么多的變化，土地依然是村民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對于每一個鄉土中人來說，土地是親切的，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密切的，所以鄉土本色畢竟是維持住了。

說道文字下鄉，其實是知識下鄉，費先生說僅有等到鄉土性的基層變化了，文字才能下鄉。而今的社會變遷如此之大，以至于包括我在內的農村孩子都出來找知識了，同時，知識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鄉下傳播開來，手段多樣化、快捷化，容量巨大以至于超出了村民的理解本事。比如有線電視的普及，當孩子們不在家的時候，大人們只看本省的幾個常看的節目。

當我們把視線從鄉下轉移到整個中國社會，我們便會發現這的確是一個鄉土的中國，費先生提到兩個概念——團體格局和差序格局，談到西方人的團體意識和他們那象征著團體的神，著重討論了中國社會的鄉土特性。我自我的看法是中國和西方在那個年代并沒有在一個水平線上。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西方卻早已步入資本主義社會，早先以放牧為主的歐洲人進入資本主義禮貌，而后劇烈的社會變革徹底確立了團體格局，而中國一向已農經濟為主，受儒家“克己復禮為仁”的封建思想影響數千年，在物質上的自我自足決定了意識上的自私，一味克己，埋頭為自我的修養和前途而獨自寒窗，閉門造車，懸梁刺股也須自我動手，很少有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孟子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這句話道出了差異的客觀存在性。克己的發展會導致差異，費先生的圈子理論可謂恰當，每個人周圍都會構成一個圈子而不管你情愿不情愿，這大大小小的圈子以一個“己”為中心，這讓我想到“找熟人”這個詞。

大大小小的圈子就像一個個勢力范圍，有其眾多的依附者，而圈子也難免重疊，于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不可避免的復雜化，而這重疊區也是最繁忙的一處了。就拿我在開學時經歷的申請貸款事件為例吧，許多事情是要排隊來辦的，但排不了多久就眼看著沒有必要了，幾個裝模作樣的人和那些有模有樣的工作人員寒暄幾句，工作的嚴肅立刻就蕩然無存了，他們要辦事也就成了。這真是誰的關系網大，誰才能夠捕上魚。其它人沒有這種所謂的關系，又沒有隊可排，幾次來都無功而返，怨怒不已。但也只能站在教育局門口沒有目的地等，這也確實好笑，算得上是一種奇觀了。也有一種現象是一個人突然失勢，他的圈子遽然縮小，和別的圈子的聯系斷裂或者被圈進了其他更大的圈子，至于一段時間后沒人理他，這也顯得很正常了，這也許便是中國為什么經常有人抱怨世態炎涼的原因了吧。

隨后費先生在家族和男女有別這兩章里提到了兩種文化模式——阿波羅式和浮士德式。根據我的理解，前者的文化特質是確定，而后者是運動，從于主流文化的應當是后者，但我卻贊成前者的一些觀點，像“宇宙的安排有一個完整的秩序。”雖然概念上的無知給了我很大的麻煩，但我始終是堅持一種觀點的，即我認為未來首先是確定的，其次是可預測的。我認為時間和空間是“相對”的，物質及其運動真實存在，并創造了一切，時間和空間只是為了方便描述而定義出來的，是無所謂有無的。物質的運動是可知的，盡管這有很大的困難，但當這一合理真實存在時，未來就已經確定了。打個簡單的比方，當你扔出一個蘋果時，在那出手的一瞬，有初速度和拋射角，所以還沒等蘋果落地，你已經能夠計算出它落在哪里了。同理，如果明白所有物質的運動狀態，未來就可預知了。回過頭來才明白扯很遠了，然而也的確很趣味。我是同意費先生的許多觀點的，中國家庭的一貫的單子的差序格局傳統隔斷了夫婦之間橫向的聯系，從母系社會到父系社會，勞動量和所勞動的重要性規定了勞動者的地位，男性日益占主導地位，男尊女卑的觀念根深蒂固。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也就男女有別了。

和諧社會今年來是主流的理念。在文化方面，這首先需要道德與法律的和諧，恩威并重才能不失方寸。類似于費先生的人治與法治，法律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但鄉土的中國的許多很好的傳統也同樣不可忽視，費先生說有時人治能夠取得不治而治的效果，這對于法治來講是很夢想的，也值得我們借鑒。而兩者的和諧的確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

我也對費先生的“無訟”觀點深有體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法律知識的普及，“打官司”這一名詞在鄉下很受爭議。我這兒剛好有三次親身的經歷能夠很好的說明這一現象。大約在五六年以前，我家發生一次意外事故，和村里的另一家有關，但當時雙方都沒有研究訴諸法律，最終在村里幾個有威望的老人的協調下私了，而我們兩家至今也還都和氣。另一件發生在大約二三年前，和我的一個親戚有關，他們兩家由于在采石場上的利益而發生爭執，后果很嚴重，反復協調不得私了。最終爭到法庭，我因一次偶然的機會去看了。我們方是有理的，在道德上有利于我們，但這種有利在法律上卻不能堅持，于是雙方爭吵很激烈，這方“說理”，另一方“道法”，以至于法官不得不幾次暫停審理。最終的一件事發生在我們村上，是今年暑假時的，雙方發生了一點小事，但第二天就有一方收到了警察的罰款，互為鄰居的兩家從此形同陌路。無論是巧合還是必然，總是有這么一個趨勢的，無訟的狀況正在悄然改變，這正如費先生預料的那樣：僅有在社會秩序和思想觀念上進行一番改革，法治秩序才能建立，而如今這種改革很大程度上已成事實，這個過渡也就理所應當了。

四個權力的觀點給我了很大啟示，在封建社會的鄉村僅有默許的長老權利，推行的是一種無為政治，而我學過的知識說這種政治是一種殘酷剝削的政治，我認為這其實是同樣的意思，長老權利的極端發展造就了封建社會，從家長制到君主制，從父子到君臣。社會上開始構成兩大對立階級，與其說是地主剝削農民，還不如說是農民適應了這種被剝削。長老權利的惡行膨脹得到遏制，封建社會也就成為過去了。

讀到血緣與地緣這幾張章，我更加明白了三峽工程的所有問題中為什么移民最難，鄉土人安土重遷啊，誰愿意在異地長久地做客人，幾世幾代被人說成是外鄉人。另外以一個感觸是一句“錢上往來不要牽涉親戚”，仔細想來，我們村陸續開的幾個小賣部還真大多是所謂的“外鄉人”辦的。但講到學生聚餐等事上大多實行aa制，因為面子總是得用經濟條件去撐，這一過程是痛苦的，我是聽到很多人的抱怨的，所以理智開始糾正感情上的“錯誤”，這也是社會的一個大轉變，這一理性方向上的轉變同時也體此刻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上，變化是巨大的，以至于費先生的預測幾乎是事實了。名實的分離到處都是，要營養不要味覺，需要規范了欲望，但不否認的是傳統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樣一個鄉土性的社會依然將長期堅持她的人情味。這一套鄉土理論也就顯得極其重要，將對中國社會的改革發展極富指導意義。

讀完這本書，我發此刻重刊序言和后記中有一句同樣的話：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說是完稿，只是一種嘗試的記錄罷了。這句話的確很到位，理論創新永遠不會有完稿，甚至不會有定稿，人的一生應當有不斷探索的精神。費老這種孜孜不倦的理論創新精神和求質求真、舍生忘死的實踐探索精神也深深打動了我，他那謙虛、認真、務實、敢于向未知領域進軍的學術精神也教育了我，于是我想借費老的話結尾：這不算是完稿，也不能算是定稿，只是一種嘗試的記錄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