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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生論文查重率篇一

【關鍵詞】近代中國；私立法律教育；辦學理念；現代化

中國傳統教育向來是官學和私學并存，及至近代中國的大學教育仍承襲了這一傳統。但近代中國新式法律教育在清末一度是被官辦學校所壟斷的，后因立憲形勢緊迫才開通禁令。就近代中國私立法律教育而言，其經歷了由嚴禁到準允的轉變。私立法律教育從無到有，再到大量涌現，并很快遍布全國。雖打破了官辦法律教育的專制壟斷體制，在近代中國新式法律教育辦學主體上增加了一種新形式，是對官辦法律教育的一種補充，為這一時期法律教育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但毋庸諱言，由于其發展中呈現出泛濫成災的趨勢，也產生了一些消極的影響。本篇擬以辦學理念為視角，探索近代中國私立法律教育的發展，并總結其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一、近代中國私立法律教育的辦學理念

近代中國的新式法律教育是伴隨著法律制度的變革發展起來的。寫作論文在清末法制改革中，為適應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清政府不得不把法律人才的培養和法制變革緊密結合起來，開始以西方資產階級法學教育的思想、方法來培育法律人才。但在其起始階段，私立法律教育并未納入清廷政策的許可范圍。1904年的《學務綱要》明令規定：“私學堂禁專習政治法律”。直到1910年清廷才明令準辦并推廣私立法政學堂的設置。此后，私立法政學堂從無到有到大量涌現，很快就遍布全國，并在適應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中形成了自己的辦學理念。

第一，以養成專門法政學識，足資應用為宗旨。清末，由官治走向自治，在時人看來，“所有議員自治職員審判官吏，非有法政之素養不足以趨赴事機，需才既眾，自宜廣加培成以資任使，若專恃官立學堂為途未免稍狹”，需要另辟辦學渠道、擴大辦學規模，進而培養大批具有法學專門知識的人才，進入立法、司法、執法和行政部門。也就是在這一背景之下，1910年學部奏議復浙江巡撫折，準予私立學堂專習政治法律。同年，為進一步適應立憲形勢發展的需要，學部在改訂法政學堂章程的立學總義中。將此前的“以造已仕人員，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識足資應用為宗旨”，[2]改定為“以養成專門法政學識，足資應用為宗旨”。[3]這一培養宗旨的調整，不僅突破了先前“以造已仕人員”的局限，將招生對象擴大了，而且用“以養成專門法政學識”置換“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識”，很顯然較之前更強調法政學堂教育的應用性。

第二，取法日本法學教育模式，與官辦法政學堂整齊戈哇一。在1910年的《學部奏改定法政學堂章程折》中，雖明言“參考各國學制，擬具改訂法政學堂章程三十一條”，但無論是其課程體系設置，還是其課程所反映的教學內容大多都蹈襲日本，這一局面及至民初也沒有大的改變。為整肅私立法政教育，不僅在此前頒布的《學部奏議復浙撫奏變通部章準予私立學堂專習法致折》中規定，“各科課程、學生入學程度均按照官立法政學堂本科章程辦理”，而且在《學部奏改定法政學堂章程折》中又申令，此后京外新開的私立法政學堂，均按照此改定章程辦理。

第三，適應時勢變化的客觀需要，因時制宜調整辦學層次和規模。在《學部奏議復浙撫奏變通部章準予私立學堂專習法政折》中，為防范“趨于簡易，以滋速成之弊”，明令私立法政學堂“附設別科，惟不得專設別科”。但時隔半年之久，面對當時中學畢業生人數過少，各處法政學堂的正科難以正常開辦的實際困境，為應一時之需，學部認為“自應量予變通，準其先設別科，以應急需，俟將來中學堂畢業生漸多，再將別科章程廢止，¨做了應時變通的調整。及至民國二年，“各處法政專門學校紛紛添設別科，入學新生，動輒數百。考其內容，大率有專門之名，無專門之實。”學部為遏止流弊的發生，則嚴令“不得再招考別科新生”。同年，教育部又通咨各省，嚴令“所有省外私立法政專門學校。非屬繁盛商埠、經費充裕、辦理合法、不滋流弊者，應請貴民政長酌量情形，飭令停辦或改為法政講習所可也。”通過強化監督管理，關閉了一些條件不合格的私立法政學校。

第四，適當放寬辦學地點，使用統編的審定教材。1910年，清廷在解禁私立法政學堂之始，為便于監督，參照日本的做法，將私立法政專門學堂的辦學地點限于省會。但時隔不到半年，鑒于“按照光緒三十四年憲政編查館奏定逐年籌備清單，省城及商埠地方等處各級審判廳須于第三年內一律成立。則通商口岸須用司法人材實與省城同關緊要，自應將私立法政學堂限于省會一節，酌量推廣”，規定“凡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經費充裕課程完備者，一律準于呈請設立法政學堂，以廣造就。”[7]與此同時，學部基于“各國法政之學派別不同，各有系統，必折衷于一是，始可以杜歧趨而崇政體”的判斷，擬取京師法政學堂和京師法律學堂的各科講義，“慎選妥員審定刊行，以資研究而端趨向，庶于制宜通變之中，仍寓劃一整齊之意。”[8]在解禁私立法政學堂的同時，設想以頒發統一教材的辦法來加以調控。

近代中國私立法律教育的辦學理念集中體現了社會轉型對新式法律人才的需求，而由于私立法律教育本身是在轉型社會矛盾運動中發展起來的，所以在其發展的不同時期，其辦學理念自然不可避免地包含著某些它自己無法徹底解決的矛盾，清末民初私立法政教育的畸形繁榮就是其外在的表現。

二、近代中國私立法律教育辦學理念的時代意義

任何時代的特定社會的教育，都是這一時代和特定社會的產物。寫作畢業論文近代中國私立法律教育也不例外。其辦學理念所體現的就是盡可能滿足和適應時代和社會的需要。可以說，它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構成。近代中國私立法律教育產生和發展不僅僅表現在新式法律教育量的增加和擴展，更體現于其辦學理念的時代意義中。具體而言，其辦學理念的時代意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辦學主體觀念的轉變；二是教育體制的完備；三是教學內容及形式的改善。

在1904年《學務綱要》中，清政府出于對瀕危政治統治自救的目的，一方面，肯定了學習外國法律的重要意義，反對那種認為學堂沒立政法一科將啟自由民權之漸的觀點；另一方面，又“害怕學生們可能會反對它而鬧事，會蔑視皇帝的權威和不分輕重地一味堅持他們的權利”，極力詆毀人們談論民權自由，嚴令“除京師大學堂、各省城官設之高等學堂外，余均宜注重普通實業兩途。其私設學堂，概不準講習政治法律專科，以防空談妄論之流弊。應由學務大臣咨行各省切實考察禁止”，、法律教育完全官方壟斷而排除私人加入。[10]

但在新政浪潮的推動下，法律教育變革的風帆已經高高揚起，沒有任何勢力能阻止其前進的步伐，轉型社會的歷史推動著清政府不由自主地進行變革。1907年10月，清廷諭令在中央設資政院不久，又令各省在省會設咨議局，并預籌各府州縣議事會。接著，1908年7月22日頒布《咨議局章程》62條和《咨議局議員選舉章程》l15條，限令各省于一年內成立咨議局。新政的迅猛發展，要求打破官辦法律教育的專制壟斷體制，開禁民間法律教育。從而滿足社會變革對新式法律人才的廣泛需求。為此，1909年浙江巡撫增韞上奏清廷，要求變通部章，準予私立學堂專習法政。1910年，學部奏準“各省私立學堂專習法政，以廣教育而重憲政。”[11]自此，近代中國法政教育官方一統的壟斷局面徹底被打破，辦學主體走向多元化。

清政府由嚴禁私立學堂專習政治法律，到明令準辦并私立法政學堂的設置，這不僅在辦學主體上增加了一種新形式，帶來了辦學主體觀念的轉變，而且更重要的是辦學主體觀念一定程度的轉變也促進了教育體制的完備，法律教育的布局、層次和結構日趨復雜多樣。在私立法政學堂開禁之初，雖規定開辦地點應局限于省會，但此后不久，這一規定即被突破，私立法政學堂擴展到包括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官辦和私立法政學堂迅速地遍布全國。在1913年，僅江蘇一省就興辦了15所官辦、私立法政大學和法政專門學校，學生數為4742人。其中，私立法政大學和法政專門學校有13所。[12]

為配合法政教育的發展，1910年，學部參考各國學制，擬定了改訂法政學堂章程，出臺了一整套法政教育的具體規劃。分設正科和別科，正科分法律、政治和經濟三門，均四年畢業。別科不分門，三年畢業。如因學生過少，正別兩科不能同時許設的，準其先辦一科。正科學生須在中學堂得有畢業文憑者，經考試錄取后，始準入學。別科學生以已仕人員及舉、貢、生、監，年在二十五歲以上、品行端正，中學具有根底者，經考試錄取后始準入學。每年級學生名額，按照各地方情形酌定，但每級至少在百名左右。[13]列官辦法政教育與私立法政教育并重政策的制訂，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以往法政教育偏狹的局面，推進了法律教育的大發展。

教育體制的完備要求教學內容的相應改善，其努力方向是進一步規范專業教學的課程設置，提升辦學層次。自清束至民國，學部（教育部）都與時俱進改革原有課程，增設新課，對于法律門(科)的應設課程作了詳細規定。在1910年的《學部奏改定法政學堂章程折》中，其明確規定：“從前所定法政學堂章程，其應修改者，約有三端：一日課程。當訂章之際，各種新律均未頒布，故除大清會典、大清律例之外，更無本國法令可供教授。今則憲法大綱、法院編制法、地方自治章程等，均經先后頒行，新刑律亦不日議決，奏請欽定施行，此后法政學堂此項功課，自當以中國法律為主，此應改者一。”在其法律門課程表下又特附注：“民法、商法、訴訟等法，現暫就外國法律比較教授，俟本國法律編訂奏行后，即統照本國法律教授。”及至民國，教育部在1912年公布的《專門學校令》中，又首次提出“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的教育宗旨，規定“專門學校學生入學之資格，須在中學校畢業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將法政專門學校完全定位為高等學校層次。與此同時，在同年教育部頒布的《法政專門學校規程》十條中，又把法律科的必修課目定為：憲法、行政法、羅馬法、刑法、民法、商法、破產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和外國語；把法律科的選修課目定為：刑事政策、法制史、比較法制史、財政學和法理學。此時，法律教育雖仍處于模仿引進階段，但較之以前課程設計明顯趨于成熟。

三、近代中國私立法律教育的歷史反思

在我國傳統法律教育向現代法律教育的轉型中，近代中國私立法律教育的產生和發展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一波三折的發展歷程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識的價值和特點，啟示著我們進一步認識法律教育現代化進程中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問題。具體而言有：

第一，法律教育不應是政治的簡單附庸，不應是服務于短期政治目標的實用工具。教育既有別于政治，寫作碩士論文又從屬于政治。可以說，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游離于這個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近代中國私立法律教育的發展史不僅反映了近代中國法律命運的變遷史，而且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國政治制度的演變。“新政”之初，在清廷統治者看來，“蓋科學皆有實藝，政法易涉空談，崇實戒虛，最為防患正俗要領”，因而私立法政學堂“概不準講習政治法律專科，以防空談妄論之流弊。”一直至1910年，才因立憲政治對新式法律人才的急需而有限開禁。很顯然，新式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國的發展，不單單是教育事業自身發展的結果，政治因素的影響也至為明顯。清政府在法律教育發展之初就已把興辦法律教育與政治穩定聯系在一起，且服從于政治發展的需要，對法律教育本身的價值和特點重視不夠，忽視了其發展的獨立性。這就導致近代中國新式法律教育從一開始就染上了政治至上的病毒，并一直隱藏于其肌體中起著不同程度的破壞性作用，嚴重制約了法政教育的健康發展，使得近代中國新式法律教育在產生的階段就是個先天不足的畸型兒。近代中國法律教育現代化之所以表現出貧困和幼稚，這可以說是病根之一。

第二，時代落差造成的近代中國法律教育現代化變革，其形式上的模仿并不等于已認識到了西方近代法律教育的真正內涵。由于近代中國法律教育的現代化發展并非是傳統社會的自我演進，而是在西方法文化與中國傳統法文化的沖撞交融中整合而成的，從已經凝固的文化心理、情感和觀念出發，中國傳統法文化必然對西方法文化產生某種抗阻。在新式法律教育中，往往是封建思想的束縛依然故我，“新式法律教育”培養的只是“本領要新，思想要舊”的“新人才”。以《學部奏議復浙撫奏變通部章準予私立學堂專習法政折》為例，清廷學部就明言：“學術之所宗，必求與政治相應”，“蓋君主立憲政體之國，一切法制必擇其與國體相宜者然后施行，無桿格之弊，此則講求法政學者所必應共喻者也。”[15]很顯然，中國新教育的主持者并未真正領悟西方近代法律教育的精髓，不過是為消解內憂外患的交相煎迫，運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推證，極力模仿西方法律教育制度而已。這就使得在磨難中產生的近代中國法律教育陷入既豐富多樣又膚淺粗糙的困境，最終難以形成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嚴密的法律教育體系。

第三，如果沒有一個清晰的價值目標和高昂的教育理想，法律教育發展就會喪失意義和迷失方向。清末民初，為適應國家由專制而走向立憲、進而創共和的形勢需要，私立法政學堂從無到有到大量涌現，很快遍布全國，出現了舉國學法政的繁榮景象。但其數量的增長和質量的提高并未同步實現。據1913年教育部經過調查后發現，數量眾多的私立法政專門學校，多為迎合人們尋找新的入仕之階而設，“考其內容，大率有專門之名，而無專門之實。創辦者視為營業之市場，就學者藉作獵官之途徑，弊端百出，殊堪殷憂”，[16]一些私立法政專門學校的辦學已完全背離了教育部制訂的法政專門學校規程，淪為失去靈魂、見利不見人的“教育工廠”。

第四，私立法政專門學校的畸形繁榮，導致教育設置的結構性失調。私立法政專門學堂自清末設立并推廣后，進入民國即在數量上高居不下，寫作醫學有泛濫成災之勢。黃炎培在《讀中華民國最近教育統計》一文中徑言：“蓋當民國初元，國家乍脫專制而創共和，社會對于政治興味非常亢進；一時法政學校遍于全國，有以一省城而多至八九校者，其獲列于政府統計，僅其一部分耳。”據其在民國二年的調查統計，在江寧、蘇州、上海、鎮江、清江等五處，即辦有13所私立法政專門學校。對此，他大聲疾呼：“諸學校之學生，與法政學校之學生較，其數乃不足十之一。”[17]這種私立法政專門學校過度興旺的發展態勢，自然阻礙了此時整個教育體系中門類的協調和均衡的發展，帶來法政人才的相對過剩。與此同時，這種畸形的比例又掩蓋了另一種不合理的現象。據(1916年8月一l9l7年7月全國專門學校統計表》統計，吉林、黑龍江、安徽、陜西、甘肅和察哈爾等省份，名義上雖已遵照新學制辦起了高等教育，但實際上僅僅辦了一所法政專門學校，造成地區分布上的嚴重失衡。這種教育結構發展不合理的現狀，必然會對一些地區社會文化的綜合發展產生消極的影響，長期以往，將會造成一種惡性循環，帶來長久的社會不穩定因素。超級秘書網

第五，在謀求現代化急速發展的后進國家，法律教育必須協調好發展規模與綜合國力的關系。清末民初，為滿足政治制度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人才需求，私立法律教育一哄而上。但此時因綜合國力太弱，造成師資、生源、經費、設備和校舍等配套條件都無法跟上。私立法律教育的實際情況是，“大致以各校無基本金，僅恃學費收入，支給校用”，“教員資格不合，學生程度甚差，規則違背部章，教授毫無成績，學額任意填報，學生來去無常，教習常有缺席，實屬辦理敷衍”，[18]教育質量毫無保證。1913年，教育部雖通咨各省酌量停辦私立法政學校或改辦講習科，但并未起到明顯的抑制作用。“以一個法治健全社會的標準衡量，這種局面是極為危險的，因為法學的失誤可能導致災難性的結果”。[19]

平心而論，近代中國私立法律教育對中國法律教育的現代化發展，既有適應和促進的一面，又有制約和滯后的一面。而在此雙重效應中，適應大于制約是毋庸置疑的。近代中國私立法律教育中產生的問題，比之官辦法律教育的一統局面，總是一大進步。關于這一點，可以從近代中國新式法律教育在社會極其動蕩的環境下仍有較大發展的事實中得到證明。可以說，近代中國波涌浪擊、多元并爭的法律教育浪潮，拓展了中國教育界的視野，促進了中國新式教育的實踐和理論的發展。近代中國私立法律教育的產生和發展昭示我們：法律教育制度要在實踐中逐步完善，其現代化是一個長期且艱難的歷史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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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13年教育部派員察視私立法政之結果[a]。朱有璃。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3輯上冊）[c]。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647.

[19]楊振山。中國法學教育沿革之研究[j]。政法論壇。2000，(4)。

大學畢業生論文查重率篇二

[摘要]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使古老中國的傳統法律文化正在發生現代轉型。從制度層面看，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需完成以下幾方面的轉型：以刑為中心到以民為中心；程序工具主義到程序正義的轉型；法律屬性的公法化到私法化；法律體系的封閉性到開放性；司法與行政的不分到司法獨立。而在價值層面，應完成：從法律集團本位到個人本位；從法律的倫理化到理性化；從法的精神的人治化到法治化；從法律價值由“無訟”到正義。

[關鍵詞]法律文化；現代轉型；制度層面；價值層面

由于禮治文化、地理環境、民族習尚和專制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傳統法律文化逐漸地形成為一種獨特的公法品格和制度特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和全球化浪潮等因素的影響，使我國傳統法律文化正在向現代法律文化轉型。本文從制度層面和價值層面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轉型進行闡釋，并對它的源流作探討。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概念的理論界定，我國學界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法律文化即是法觀念、法意識，所涉及的只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人們對法律及司法機構、法律職業家等的態度，對于解決沖突方式的選擇、政府標準以及法律價值尺度等。〔1〕有學者也表述為，法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它是社會上層建筑中有關法律思想、法律規范、法律設施、法律藝術等一系列法律實踐及其成果的總和。〔2〕還有學者歸納為，法律文化是社

會觀念形態、群體生活方式、社會規范和制度中有關法律制度的那一部分以及文化總體功能作用于法制活動而產生的內容，即法律觀念形態、法律協調水平、法律知識沉積、法律文化總功能的總和。〔3〕以及，法律文化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法律意識形態本適應的法律制度、組織、機構的總和。〔4〕法律文化是一定社會對法或法律制度的觀點和態度的形態，包括法律意識及法律制度運行機制等方面。〔5〕如此等等。總之，法律文化是法律實踐活動及其成果的統稱。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中國幾千年法律實踐活動及其成果的統稱，是指從上古起至清末止，廣泛流傳于中華大地的具有高度穩定性和持續性的法律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傳統法律文化集體本位的總體精神，無訟息爭的心理傾向，德主刑輔的理論學說，視法律為工具的價值判斷。〔6〕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其演進的漫長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公法品格和制度特征，在世界法律史上獨樹一幟。這種公法色彩濃厚而私法屬性淡薄的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7〕

第一、在法律觀念文化上，強調“禮法合一”，“德主刑輔”，而“禮”作為一種差別性的規則體系，被奉為治國之道。其中，古代中國過分地強調刑法與刑罰的作用，而忽視了法的預防功能。而且將法讓位于倫理道德，使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以至于道德成為社會的主要調整性手段，法律只是對道德起輔助性的作用。

第二、在法律制度文化上，強調國家權力本位，皇權至上，權大于法，法律受權力的支配與制約。其表現為：首先，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為最高法權淵源；其次，在司法上行政長官兼有司法職權，司法與行政合一；最后，在法律結構體系上，表現為公法與私法不分，訴訟法與實體法不分，形成了以刑法為核心的單一的、封閉的法律體系。

第三、在法律心理文化上，息事寧人，平爭止訟的法律心理普遍。一方面，“天人合一”的哲學基礎造就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追求秩序和諧，從而帶來無訟的法律心理。另一方面，以家庭為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注重人的社會義務，而忽視個人的權利；重視集體、大局的利益，使得個體成員的訴訟必然會受到社會、家族和家庭觀念的抑制。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市場經濟觀念、經濟全球化浪潮和人們對權利的積極追求與重視的共同作用下，在制度層面和價值層面發生了轉型。

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轉型——制度層面

（一)以刑為中心(重刑輕民）到以民為中心（民刑并重）

古代中國，法即是刑，法律就意味著刑法與刑罰，同時，刑也就是法。刑事性的法律規范不僅存在于應當由刑法予以調整的社會關系領域，而且在許多民事經濟領域，刑法與刑罰也涉及到其中，使本來由民事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被烙上“刑”的印跡。這樣，整個社會基本上是以刑為中心，重刑輕民是其突出表現。從古代的一些立法實踐來看，所立的基本上是刑事類的法律，不論什么原因都可能違反刑律的規定而受到刑事處罰。特別是對民事事務的刑事化，民事活動受到極大的打擊，因而經濟的不發達是必然的。法律的高度刑事性使人們都認為法律是用來鎮壓民眾的，而不是用來保護人民的權利的，這種重刑輕民的傾向的基礎就是在經濟上的重農抑商。

而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經濟全球化帶來其他各方面的全球化思潮，使得權利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進而導致基本理念和制度的變遷。由此導致法也不再是以刑為中心，而是以民為中心，民刑并重，刑法與刑罰是為民事領域的經濟活動而服務的，刑法與刑罰被大大地限制，其作用的范圍被大大地縮小。例如，中國目前已經制定了大量的民事經濟類法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民法典的起草與制定，它為中國法律以民為中心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使民刑并重得到了立法上的認可。同時，中國現在的刑事案件比重日益下降，相對來說民事類的案件的比重卻在上升，也驗證了這點。

（二)程序工具主義(低程序化）到程序正義的轉型

程序工具主義或低程序化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主要是指這種程序只重視判決的實體而輕視判決的形成過程。即使有程序的存在，也只不過是為實體服務的工具，自己本身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⒈實體與程序不分，中國歷來的立法重點是在實體方面，成文法典相當發達，卻沒有出現一部程序法典；⒉民刑不分，司法上沒有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嚴格區分，民事案件的審判適用刑事訴訟的程序，采取刑事手段等；⒊從案件的審理來看，沒有一套固定的應予嚴格遵守的規則，司法者可以隨意啟動和終止審判程序，庭審調查由司法者自己選擇；⒋傳統法律即使有程序性的規定，也是殘缺不全的，沒有一套封閉、有序、較為完整的程序。〔8〕

中國目前的情況是程序性的立法日益完善，其突出表現是在立法實踐上有三部訴訟法的頒布并實施，另外，還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程序性法律甚至是實體性的法律，也有相當多的程序性的規范，例如，《行政處罰法》中對程序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仲裁法》本身就一個關于程序性規范的立法成果。同時，特別是1971年羅爾斯《正義論》的發表，對中國影響巨大，程序正義得到了空前的重視，體現了程序正義的價值。

程序正義在中國逐漸具有獨立性的價值，為公正的審判結果的產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可以說，程序正義的觀念和做法保證了司法結果公正的實現，是因為，即使被認為公正的實體結果，由于沒有遵循嚴格的程序，也會使當事人難以認為是公正的；即使實體上不是非常公正，但遵循了嚴格的程序作出判決結論，當事人也是可以接受這個結論的，因為程序的獨立性價值日益深入到人們的基本觀念之中，程序并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不可或缺的法治因子。

（三）法律屬性的公法化到私法化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公法屬性基本上表現為法律的刑事性、刑法化和國家化，具有強烈的國家和社會的公的屬性。具體表現為：一是法典的刑法化與刑事化，國家的法律基本上表現為法典；二是刑法的刑罰性與刑罰化，法律具有高度的懲罰性色彩，其實是一種刑法和被刑法化的官僚體制組織及行政執法等；三是民事法律也體現出刑法化的色彩，使民事法律刑法化，進而呈現出非民事化傾向。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刑事性的社會原因中最關鍵的既不是商品經濟的不發達，也不是社會的古老，因為當時所有國家都是這樣的，最重要的社會原因是中國的國家權力觀念發達，而且這并不表明中國法律文化的落后性，只是透視出這種法律文化的公法性國家政治性。〔9〕

法律文化的公法屬性向私法屬性的轉型，是中國法律發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國法律更加趨向于私法化，謝懷栻先生說過：“法國民法典是19世紀初世界有影響的法典；德國民法典是20世紀初世界有影響的法典；我希望中國民法能成為21世紀初世界有影響的法典”。〔10〕例如，中國制定的法典基本上是民商事法律，最突出的例證是民法典的起草與制定，表明中國法律的走向正在向私法化發展；在司法上，人民法院審理的絕大多數是民事類的案件，而且有增加的趨勢，其比重越來越大，而刑事類的案件卻剛好相反，這樣中國法律文化對外所體現的則是更多的私法性。

（四）法律體系的封閉性到開放性

中國的傳統法律體系是非常封閉的，突出表現為法律的高度法典化，而法典化的體系造成與外界的交流與聯系的減少，這更加劇了法律體系的封閉性傾向。原因大概有：⒈經濟上中國以自然經濟為基礎，能夠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與外界的交流與聯系必然的減少，理所當然體現在其法律體系上是與外界的聯系較少，另外小農經濟屬性也造就了法律體系的封閉；⒉政治上的高度專制，導致這種環境下的法律與法律體系必然與之相適應；⒊中國地理環境相對較大，這為人類的生存和繁衍生息提供了基本環境；⒋中國特有的宗法制度與宗法組織的封閉性，特別是家國一體化加劇了它的封閉性；⒌儒家思想成為古代中國唯一的思想淵源，思想上的封閉性導致法律體系的封閉性是必然的。

中國當前的法律體系正在逐步向開放性邁進，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法律體系的開放性趨勢越來越強。其重要原因表現為：⒈經濟上不是自然經濟，小農性的色彩也趨于消滅，取而代之的是市場經濟的建立，市場經濟本身就是開放型的經濟，這為法律體系的開放性提供了經濟基礎；⒉政治上更加趨于民主，形成民主的基本條件是開放，也與法律體系的開放性相契合；⒊由于中國地理環境的封閉性是不可能改變的，可是中國采取的措施是進行全面與全方位的開放與交流，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法律文化上，促成了法律體系的開放性的生成；⒋中國的封建專制體制與對人進行封建統治的宗法制度和宗法組織基本上是消失了；⒌中國的法律思想也在朝多方位的發展，而不是以前單純的儒家倫理化的思想束縛著人們，取而代之的是法律思想的多元化，從而導致法律體系的開放性。

（五）司法與行政的不分到司法獨立

中國古代司法與行政的合一突出表現為司法行政一體化，即司法的行政化。〔11〕還有學者認為：“每一個官員不論中央行政機關還是地方行政機關的首腦，都擁有司法職權，官僚政治體制中的每一個機構都負有天生的職責來處理案件”。〔12〕主要體現在：⒈組織機構上傳統中國的司法行政難以區分，中央雖有司法的專門機構，但要受行政的限制和制約；⒉司法主體上沒有專門的司法人員，司法只是行政人員的職權之一；⒊司法權不是由特定部門來行使，同一級部門都有司法權。

章太炎提出了一系列的手段與措施保證司法獨立，而且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作出了明確規定。司法行政一體化到司法獨立，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我國的現行憲法規定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其中《人民法院組織法》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同時，我國也從制度、物質保證、職業資格等方面作出了司法獨立特別是法官獨立的具體規定。

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轉型——價值層面

（一)從法律集團本位(義務本位）到個人本位（權利本位）

中國古代社會從本位的角度來說是“集團本位”時代，這種本位在古代中國有著深厚的基礎，它極可能會對個人的權利進行干預和干涉，甚至淹沒個人權利。因而，從一定意義上說，集團本位主義的實質就是義務本位和權力本位，與法律屬性的公的性質密切相關。這種義務本位的擴展，最大的后果就是對個人權利的無視甚至毫無顧及地侵犯，進而不利人們對權利的進取，于社會與個人等都是不利的。

中國現代社會開始重視個人權利，并正向權利本位擴展，無論是從主體抽象人格及財產權的絕對保護，還是對個人隱私權和精神利益在制度上的確認，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上得到充分體現。這種本位觀念的提出和推廣，對人們積極地創造財富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本身就是對人的尊重，體現了一種人文主義關懷。例如，中國目前的立法基本上是權利性的立法，確認和保護各種權利及各種權利的行使，最為注目的是物權法的起草與制定，這本身就是確認權利歸屬，以及對權利，特別是對私權利的保護，從而鼓勵了人們對財富的進取心，促進了社會的健康發展。司法上，越來越多的訴訟案件是一些民事類的案件，要求對權利的確認和保護的占絕大多數。總之，權利本位呈現出“權利化”傾向，并且日益強烈。德國學者耶林曾說過，為權利而斗爭這句話深深地印證了權利本位的合理性。

（二）從法律的倫理化到理性化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倫理化，并非指中國傳統法律的全部內容是倫理性規范，或者說所有的倫理規范都是法，而只是表明，儒家倫理支配和規范著法的發展，成為立法與司法的指導思想，法的具體內容滲透了儒家倫理精神。〔13〕這種倫理化的產生不是偶然的，而有一定的原因，主要表現為：⒈占統治地位的自然經濟結構是其產生的經濟原因；⒉宗法制度具有深厚的土壤和悠久的歷史；⒊儒家思想為其提供了牢固的理論基礎；⒋封建統治者對父權、族權特殊作用的經驗總結。〔14〕同時，這種倫理化的思想在司法領域表現為司法人情化，它主要表現為：⒈司法審判案件時按“君臣之義，親子之親”的道德原則去衡量而不是首先查清事實，分清是非；⒉司法判決不是首先尋找法律依據，而是考慮是否符合人情化的道德；⒊司法者經常受當事人的情感、生活狀況等因素的影響。

中國目前正處在倫理化向理性化的轉型的過程中，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提出以后，人們處理各種事務基本上根據法律的規定。倫理化的道德雖然不能完全被消除，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減少。中國制定法律的本身就是對倫理化道德的否定，使中國社會中法治因素與理性化的因子增多，全社會呈現出一種理性化的良好態勢。這反映到人們的思維中則是更多的理性，而非非理性和倫理化的道德。需要說明的是這里并不說道德并沒有任何作用，只是中國目前的法律正在呈現出理性化的趨勢。

（三）從法的精神的人治化到法治化

法的精神是指構成法的各種關系的綜合與抽象，也就是法的質的規定性，這種規定性直接決定于法的意志，意志具有專制性，也具有民主性；前者表現為人治，后者表現為法治〔15〕。人治在本質上來說所體現的是擁有極權的個人或極少數人的意志蘊含這種意志的法既是極權的一部分，又是維護極權的工具，從政治上構成了一種專制的模式。〔16〕這主要表現為：⒈人治在政治上的表現的不是民主和憲政，而是專制；⒉人治并不是沒有法律，法律只不過是實行專制的工具而已，是通過法律進行專制的統治；⒊人治通過法律來對社會進行控制，但法律并不是社會的權力基礎，是國家機器的工具，表現為權大于法；⒋古代中國社會的人治表現出高度化的極權。

中國向法治化的轉型也是很明顯的，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這種趨勢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后來被載入我國的憲法，這種法治觀念與方法被提高到了憲法層面，同時也在其他的一些法律中得到了具體的體現。司法實踐中，法官的基本觀念也正在向著這一方面發展，他們運用法治的思維對案件進行審理，所得出的判決結論必然是法治化的結論。我國現在的法治既包括硬件性質的法治，也包括軟件性質的法治，前者是依據法治的精神而被奉為的法制原則以及由這些原則所決定形成為制度的法律內容及表現方法；后者是法治精神，即對法律至上、權利平等觀念的認可和應用。中國目前的法治正在重視這兩方面的內容，但更重要的是對法治精神的培養與塑造。

（四）從法律價值由“無訟”到正義

古代中國人“無訟”，“賤訟”，并不是真正地對訴訟本身的鄙視，而是害怕訴訟，厭惡訴訟，其原因為：⒈不體面的訴訟有辱人格的訴訟程序；⒉官司（不管輸贏）會導致“結仇怨”，“乖名分”等不良后果；⒊訴訟中易受訟師撮弄敲詐，不得不低聲下氣屈己求人。〔17〕概言之，古代中國人是以自己的利害為出發點，而不是對訴訟本身的道德或者價值評價為出發點而去無訟。〔18〕從宏觀層面看，“無訟”的原因有：⒈地理環境的封閉性與農耕文明；⒉小農經濟和重農抑商的經濟因素；⒊宗法文化與宗族組織制度；⒋思想文化淵源是中國文明的法自然；⒌無訟的社會根源是家國一體的政治體制；⒍政治根源是和諧與穩定。超級秘書網

目前，中國的法律價值取向正在向正義與公平的方向發展。例如，中國現在的立法需要遵循法定的立法程序，這種程序并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保證立法正義的必然性的措施，只有通過這種立法程序制定出來的法律才是正義與公平的法律。因此，從價值層面來說，立法的過程就是對立法正義的永恒追求的過程。司法實踐中，具有正義觀念的法官越來越多，其法律思維也具有正義的因素，特別法官對個案的審理與判決的本身，就是一個對正義與公平的追求的過程，是在動態的過程中實現法律的個別正義，通過正義化的程序審理案件所得到的結果也應該具有正義性，法官對每個案件的正義的不斷的實現，在整個社會的范圍來看，最終也可以達到全社會一般正義的實現。總而言之，通過法律來實現正義是我們的一般經驗，對法律的制定和對法律的運用其實就是不斷地實現一般正義與個別正義，在共同的協調中實現最大優化的正義與公平。這種公平與正義的觀念與精神在現在的中國正在廣泛地傳播，逐漸滲透到廣大民眾的日常思維中。

綜上，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制度層面和價值層面發生了現代化的轉型，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法律文化上的精神支持，進而為判例法在中國的生成和發展奠定了文化基礎，在宏觀上對中國實行判例法提供了法律文化環境，從而加速了判例法之中國化進程。

[注釋]

〔1〕慕槐。法律文化隨想〔j〕。法學研究，1989，(2)：71.

〔2〕劉學靈。法律文化的概念、結構和研究觀念〔j〕。河北法學，1987，(3)18.

〔3〕季衛東。中國文化的蛻變與內在矛盾〔a〕。法律社會學〔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225.

〔4〕劉作翔。論法律文化〔j〕。法學研究，1988，(1)16.

〔5〕武樹臣。中國法律文化探索〔a〕。五四法學論文集〔c〕。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279.

〔6〕于語和、施曉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釋義及其與西方的比較〔j〕。山西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1，(2)：13.

〔7〕夏利民。傳統法律文化與中國法制的現代化〔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6)：16-17.

〔8〕黎樺、葉榅平。司法現代化若干問題研究〔j〕。科技與法律季刊，2001，(2)：95.

〔9〕〔11〕〔12〕〔13〕〔14〕〔15〕〔16〕張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274;427;286;120-121;130-133;274;278.

〔10〕江平。沉思與懷念——紀念謝懷栻老先生〕。

〔17〕〔18〕范忠信。中國法律傳統的基本精神〔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246;247.

大學畢業生論文查重率篇三

音樂情感在音樂作品中的表現探析

摘要：音樂是情感的藝術，音樂情感是音樂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音樂中的情感能夠讓音樂美盡展無疑，能夠讓人對音樂產生情感體驗，從而讓音樂作品能夠引起聽者情感的感染和共鳴，并且在愉悅的身心體驗中感受到音樂傳達的情感。所以音樂情感在音樂作品中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在任何音樂作品中，音樂所表達出的情感必須是多樣的。本文將重點探討音樂情感在音樂作品中的作用及地位、音樂情感在音樂作品中的表現。

關鍵詞：音樂情感；音樂作品；表現

中圖分類號：j604.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1)27-0092-01

音樂是通過聲音來表達內心情感的一門藝術，同時也是人類表現藝術最早的一種形式之一。隨著心理學的誕生與發展，人們對音樂情感在音樂作品中的表現研究逐漸趨向一種科學化、實證化的描述和解釋，同時也對音樂情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音樂情感在音樂作品中的表現研究涉及到的學科面很廣，這就說明必須要對音樂情感進行深入而廣泛的研究。

一、音樂情感在音樂作品中的作用及地位

古話“詩言志歌詠言”、“當語言無法表達的時候，請讓音樂響起來吧！”這都說明音樂情感在音樂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小覷的。任何藝術都是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的，它們以獨特的形式和技巧反映生活、體現生活。因此音樂情感與音樂形式在任何藝術中都是固有的、感性的。如果對作品形式所含的內在情感理解和體會得越深，那就越能充分的表現出音樂的韻味和魅力。相反，如果只掌握了表現作品的形式和嫻熟的技巧而沒有情感，那就只能像鐘擺一樣機械地表達作品的形式涵義，由此帶來的效果是乏味的，難以打動聽眾。音樂情感在音樂作品中的作用和地位是顯而易見的。音樂的最大特點就是激發情趣，觸動情感，使人愉快地品嘗音樂藝術的同時受到審美教育。音樂作品能夠突出情感教育和體驗，以情感人，提高審美能力，凈化心靈，培養正常健康的心理、良好完整的人格以及美好高尚的情操。感受音樂情感是重要的音樂學習領域，是整個音樂學習活動的基礎，是提高音樂審美能力的有效途徑。良好的音樂感受能力與鑒賞能力的形成，對于豐富情感，提高文化素養，增進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義。

二、音樂情感在音樂作品中的表現

（一）音樂情感能夠呼喚聽眾內心深處的情感

音樂情感能夠讓聽眾更好的了解音樂作品的音樂意境，音樂作品中有著極其豐富的美的內容，有活生生的情感。充滿情感的音樂情境，能讓聽眾真正置身于情、景、聲交融的場面，真正理解作品的思想內容，促使人們深刻了解作品的內涵。

因此，音樂作品要將音樂中的“情”融入其中，從情入手提高人們的音樂感知能力，通過“情”來撥動聽者的心弦，讓聽者置身于情境之中，引導聽者去感受，去想象，去理解，使聽者全身心地融入音樂作品之中，用心體會，從而產生強烈的情景感應效果，得到美的享受。在欣賞音樂作品的過程中，牢牢把握情感這條主線，通過音樂情緒與情感的這種特質，不斷豐富聽者的情感體驗，提高聽眾的情感強度，使人們的情緒、情感同音樂情緒、情感和諧的溝通與交流。音樂情緒與情感體驗不能僅僅停留在外表的層面上，更需要內心深處的體驗，尋求那種動人心魄的、使人感到震撼的藝術效果與境界。多讓音樂本身面對聽眾，用音樂的情感來呼喚聽眾的情感。

（二）音樂情感能夠烘托出音樂作品中的情感內涵

音樂是一種善于表現和激發感情的藝術，音樂作品中蘊含的情感內涵是非常豐富的。簡而言之，音樂欣賞的過程就是感情體驗的過程，它既是聽眾對音樂的情感內涵進行體驗的過程，同時也是欣賞者自己的感情和音樂中表現的感情相互交融、發生共鳴的過程。無論是對于普通的音樂聽眾，還是對于音樂的行家來說，感情體驗都是在進行音樂欣賞時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部分。為了更深入地體驗音樂作品的感情內涵，聽眾一方面要通過對音樂本身的反復傾聽，憑借直感更準確、更細致地去體驗樂曲的感情表現，另一方面也要從各個方面去進行研究和了解音樂作品的情感內涵，只有這樣才能正確把握音樂作品的感情內涵。

（三）音樂作品中的情感可以通過表情來表現

表情，是表現音樂情感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音樂作品可以撥動聽眾的內心情感，能夠整個感染、觸動聽眾的音樂幾乎都是通過表情來完成的。所以，音樂情感通過表情在音樂作品中得到體現。音樂作品的表情包括：力度、速度、節奏、音色、和聲、配器等。歌唱者只有對音樂作品的表情正確、全面的理解和感受，才能準確無誤地將情感傳遞給聽眾。表情能夠表現出音樂情感，從而使音樂作品有生命。

三、總結

音樂情感在音樂作品中的表現是多樣的，關鍵在于聽眾能否理解音樂作品的深刻內涵。激發聽賞音樂的興趣，養成聆聽音樂的良好習慣，必須要了解音樂作品中的音樂情感。音樂是一種表現生活的藝術，要想加深對音樂作品的了解，必須要深入了解音樂作品的感情內涵。

參考文獻：

[1]蘆 葦。解讀藝術教學的“綜合性“[j]。上海教育科研，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