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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西大雁塔導游詞篇一

高聳于我們面前的這座古塔，始建于公元766～779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了。這座古塔在宋代曾經重修，金、明兩代又予以修茸。現存塔高44米，塔基周長36.8米，為八角九級樓閣式磚塔。寶塔底層壁有南北兩個拱門，北門內有階梯，可緣梯登臨塔頂。

明清之際，均稱這座塔為 “古塔”。1937年黨中央進駐延安后，延安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心和總后方。“滾滾延河水，巍巍寶塔山”，成為無數革命青年和愛國人士向往的地方，這座古塔也煥發了青春，成為圣地的象征，延安的標志，于是便有了“延安寶塔”之稱，古老的“嘉嶺山”之名也被 “寶塔士山”所代替。1956年8月6日延安寶塔被公布為陜西省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又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自明以來，寶塔歷經350余年的風雨侵蝕和戰火洗禮，到全國解放時，已是彈痕累累，遍體鱗傷。新中國成立后，古塔也獲得新生。陜西省、延安市人民政府曾于1959年和1984年兩次撥出專款，對寶塔進行了全面維修。替換了塔體風蝕殘磚，填補了彈洞，裝設了樓梯，加砌了基座，并在塔尖安裝了避雷針，在塔身檐角上環飾了彩燈。1996年國慶期間，我們拆卸了所有彩燈，在寶塔周圍及塔頂層重新安裝泛光燈;20xx年，延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寶塔山實施了“點亮”工程，將寶塔和山體按照主題美觀的要求安裝了各種燈飾，每天晚上開燈2小時，便寶塔山光芒四射。從遠處看，金碧輝煌，塔影亭立，景色蔚為壯觀。當然，您可以登上這巍巍的寶塔，延安全城將盡收眼底，大可領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滋味。

現在，我們來到了鐘亭。在這個鐘亭里懸掛的鐘是明代的鐵制洪鐘，為明朝崇偵元年(1620xx年)鑄造。該鐘高150厘米，直徑160厘米。鐘的上部有佛教常用的蓮花紋飾，下部有道教常用的八卦紋飾，是佛道合一的標志。這口鐘原置于對面的太和山道觀，抗日戰爭時期邊區保安部把它移到這里，作為報警之用。鐵鐘音質清宏，余聲久繞，可傳方圓30～50公里。1938年11月日寇飛機轟炸延安時，這口鐘發出報警的鐘聲，日機將延安炸成一片廢墟，而它卻像一名忠誠的衛士，巋然屹立于寶塔山崖，為保衛延安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全國解放后，市委、市政府在恢復文物遺址中，就將這口鐵鐘懸掛于原址，供游人參觀。

大家向東邊看!這座建筑物叫做望寇臺，當年范仲淹鎮守延安時，為了觀察敵情，指揮作戰，就在嘉嶺山的最高峰修筑此臺。此臺建于最高峰，到了夜間，星辰逼臨，好像伸手可滴，因此人們又稱其為摘星樓。原樓已毀，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座樓是1987年在原址上重建的。摘星樓周圍有一古城寨遺址， 至今仍有殘缺的城垣和地洞，為當年指揮作戰的工事與堡壘。

沿摘星樓往下，向西延伸的這道土畔，是一段古城墻，用黃土夯筑而成，直到山下，通過南門與鳳凰山的城墻相連。(南門的位置在現在育才小學附近，現在人們仍稱“南門坡” 現建材公司、鳳凰稅務所一帶仍存有石砌城墻殘垣。)

摘星樓的北面，是一個約400平方米的大平臺，這就是東岳廟的遺址。東岳廟始建于宋代，明武宗正德元年(1520xx年)，延安知府王彥奇予以重建。宋、元、明以來，直至民國初年，東岳廟在延安周圍很有名氣，在佛教界也頗具影響。每年四月二十八日為廟會，據一些健在的老人介紹，20世紀20xx年代，寶塔山的廟會(東岳廟和鬼王廟)還相當興盛。由于遭到歷次戰爭的破壞，特別是1937年日本侵略者飛機轟炸延安后，東岳廟及寶塔山上的其他建筑物全部被毀。

東北邊那個獨立的磚砌成的四棱臺，是烽火臺。烽火臺是古代的一種通訊報警設備，如有敵情，夜間點火為號，白天燃燒柴草或狼糞生煙。據說狼糞燃燒時生煙更烈，垂直上升，便于觀察，因此有“邊關起狼煙之說”。范仲淹鎮守延州(今延安)時，曾在那里修有烽火臺，是一個黃土夯筑的四棱臺。現 在我們所看到的烽火臺是1993年6月至9月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臺高10.9米，臺頂面積103.3平方米，臺底面積253.8平方米。這座烽火臺的位置選擇絕妙，雖不在山巔，但視野十分開闊，登臨臺上，能看到東、西、南三川的盡頭。自然，一旦烽火狼煙起，三川軍民皆知。

從烽火臺往南，那山腰中的建筑群，是新修的茶社。那里原是嘉嶺書院遺址。嘉嶺書院，又稱范公書院，最初為范仲淹所修。范公鎮守延州時，一面筑城修寨，加強軍事防備，抵御西夏進犯，一方面大興學風，修建書院，廣召三軍學子，進行習文研究，培養了一批有文化、有見識的棟梁之才。明弘治年 間在其遺址上重建嘉嶺書院，當時修有正堂三間，內塑范公像;五經會講堂三間，供諸子講經教學之用;院內還植有松柏桃李樹千余株，環境幽靜，特別優美，對當時文化的發展起過很好的作用。清乾隆十六年(1738年)又重建。1979年修建茶社時，在書院遺址出土了《嘉嶺書院記》石碑一遍，記載清乾隆十六年(1738年)重建事跡。此碑先立于書院遺址外，碑身已斷為兩截，文字也有所剝落，但大部分仍清晰可見。

在烽火臺下，距烽火臺高約100米的延河之畔，有一口通河井。該井是范仲淹駐守延州時，特別為嘉嶺山的守軍供水而修鑿的，后人稱為范公井。井口呈橢圓形，井深24米，四周以塊石圍砌。雖歷時近千年，井筒完好，被列為延安市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寶塔山又一著名的景觀——摩崖石刻。該處占地面積2864平方米，該石刻高6～7米，長260米，上面有歷代文人墨客的手跡。其中最著名的是范仲淹手書“嘉嶺山”三個隸書大字。“嘉”是美好的意思，“嶺”是指山脈。每字高3.68米，寬3.37米。因風雨剝蝕，字跡模糊，明朝初年曾加以深鑿，后被涂成紅色(陜西歷史博物館陳列刻字的照片)。其南約50米處，還刻有 “胸中自有數萬甲兵”，說的是范公用兵如神，也十分珍貴。還有宋代石刻“高山仰止”、“出將入相”、“先憂后樂”、“重崗疊翠”、“云生幽外”、“嘉嶺勝境稱第一”、“泰山北斗”、“一韓一范”等刻字。摩崖石刻還包括近代偉人名人手跡百余幅，供游人欣賞品味。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一個人，他就是范仲淹。范仲淹 (989-1052年)，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其先世為彬州(今陜西彬縣)人，后徙家江南，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1040年，宋王朝任命韓琦、范仲淹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范仲淹自請到延州，抵延州后，開始對延州地區的城防進行全面的整修和加固，其中就包括對嘉嶺山的整修。當時，范仲淹把嘉嶺山作為守備延州的重要陣地和指揮中心，因而予以精心修筑。以上介紹的望寇臺、烽火臺、范公井等就是其遺跡。范仲淹抵達延州后，勵精圖治，竭力醫治戰爭的創傷，使得延州一線軍心、民心大為振奮，實力也得到加強。于是夏人相誡說：“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小可欺也。”

范仲淹在延州戍邊只有近一年時間，但其建樹頗多，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他選賢任能，并在軍事、政事繁忙之際，注重教育，興建書院，實在難能可貴，無愧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的稱號。他的《岳陽樓記》至今仍為散文之杰作，特別是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可謂眾口皆碑。這句名言，不僅是他文才的集中表現，同時也是他崇高精神的體現。后人曾于延安東關(現電業局地帶)建 “韓范二祠”來紀念他和韓琦。

陜西大雁塔導游詞篇二

各位游客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大家到西安游覽。

歷史文化名城西安位于黃河西岸渭水平原的中部。這里是良田縱橫，一目萬頃的八百里秦川，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在中華大地上，鑲嵌在黃土高原南端的這顆耀眼的明珠，昔日曾有過名震寰宇、無比輝煌的歷史文化，也有著綠水青山、無比秀媚的自然景觀。

在西安南側的東西凡百里間，是峰巒疊峰、逶迤相連的有“東方阿爾卑斯山”之稱的秦嶺山脈。在這道美麗的風景線上，有險峻挺拔號稱五岳之首的西岳華山，有以溫泉湯池而聞名天下的臨潼驪山，有四季蔥綠而內藏珍稀的終南山，有以六月積雪不化堪稱奇觀的太白山，它們共同形成了一道天然而獨特的景群。在古代長安，周圍有渭水、浐水、灞水、澇水、灃水、滈水、氵皂水、潏(yu)水八條河流，碧波蕩漾，環繞其間，即所謂“八水繞長安”。

這座秦嶺腳下、渭水之濱的千年古都，東有潼關之固，西有散關之險。在北方，秦代所修寬達百米綿延千里的馳道直通蒙古草原，是抗擊匈奴、供給給養的主動脈;在南方，有子午道、儻駱道、褒斜道、陳倉道可越漢中而抵巴蜀;東南方向商洛山中的武關道，則是通往楚地的咽喉。古代長安交通便利，水陸并用，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帝王建功立業之地。

西安地區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也是人類文明發達最早的地區之一。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中，也許還沒有一座城市能夠和西安相比，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無與倫比的輝煌：它是西周以來13個王朝的首都，中國封建社會前半期歷史的縮影。

周秦以來，西安以其獨特的歷史地位長期處于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公元前11世紀，周族在關中西部的歧山、扶風一帶不斷壯大，最終滅商而立國，建都于灃京和鎬京。秦人先后在雍城、櫟陽和咸陽建都，東出函谷，消滅六國，建立起空前統一的秦帝國。秦仍以依塬面水的咸陽為都城，渭河兩岸，宮闕連綿不斷。漢高祖劉邦滅秦后，看中了沃野千里的八百里秦川，選定與秦咸陽一水之隔的渭河南岸立都。西漢之末，王莽篡漢，建立新朝，承襲了漢家的國都和建制。及至黃巾軍起，董卓遍燒洛陽宮室，十八路諸侯討卓，董卓遂迫使獻帝西遷長安，東漢王朝在此有6年時間。

風景秀麗的灃河兩岸，蘊藏著30xx年前西周時期的大批文化瑰寶，是一塊充滿神奇而具有誘惑力的地方。西晉的愍帝在長安即皇帝位，僅3年即被滅掉。北朝的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又先后在此建都。長安城在漢代的安康、祥和之后，經歷了長時間的戰亂和兵荒。

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再次統一中國，之后就在漢長安城的東南部，由著名建筑師宇文愷設計督建了隋的都城大興城。大興城的規模布局和科學設施顯然超過了漢長安城，它奠定了唐代長安的基礎。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鼎盛時期，唐長安城也是中國都城史上無可比擬的輝煌典范。長安不但是大唐帝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世界東方最大的一座國際性都市。

“秦中自古帝王州”。歷史選擇了西安，西安充實了歷史。今天，每當人們提起西安的昔日長安時，無不充滿了民族的自豪感，充滿了對中華幾千年豐厚和無與倫比的古文明的崇敬和仰慕。

如果說，是歷史選中了西安作為帝王之都，使這里成為千余年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大舞臺，那么曾在這里叱咤風云、建功立業的歷代帝王們卻情有獨鐘地選取了關中深厚博大的黃土地作為自己最終的歸宿。于是，密集而宏大的帝王陵墓以傲視古今的氣勢遍布關中，成為西安一帶最為獨特的人文景觀之一。

陜西的帝王陵墓，最遠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黃帝陵。它是世所公認的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的陵墓，在西安以北黃陵縣橋山之巔。自古及今，年年歲歲，無數炎黃子孫華夏苗裔，來此謁陵祭奠，尋根問祖，緬懷圣德。除黃帝陵外，從西周到隋唐的xx年間，大約有70多位帝王也埋葬在關中。

古代長安不但是長時期中國政治、經濟的中心，也是宗教文化的中心。在政治安定、經濟發展的唐代，長安的宗教文化也達到了鼎盛。這時，不但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文化廣為傳布，更重要的是外來的佛教文化居于社會生活的突出地位。

自漢代佛教傳入我國，經歷南北朝而成為門閥士族們的意識形態。唐代尊佛、崇佛蔚然成風。長安作為綿延萬里、橫跨亞歐的“絲綢之路”東端和世界性大都會，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國的各種教派的名僧和傳教者。唐長安的城內城外，塔寺林立，講經聽法者云集。據歷史文獻記載，長安城內僧寺多達122座，尼寺31座，帝王和朝廷顯貴以建寺、度僧為榮。這些寺院的規模之大，也是非常驚人的，如慈恩寺即“重樓復殿，云閣洞房，凡十余院，總一千八百九十六間，占地三百四十二畝”。在開明和開放的唐代，不但異彩紛呈的佛寺各個教派和作為國教的道教非常活躍，而且景教 (基督教傳人東方的別稱)、摩尼教、伊斯蘭教也相繼傳人中國，為中外文化的繁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時至今日，長安城內外尚留有多處宗教文化遺存，巍峨的慈恩寺大雁塔和秀麗的薦福寺小雁塔，成為歷史文化名城西安的象征。法門寺因出土了唐代珍藏的四枚佛指舍利而重新成為佛教圣地。大興善寺、青龍寺、香積寺等著名寺院，也都成為中外友好交往的象征和觀光圣地。著名的道觀樓觀臺、八仙宮和城內中西合璧的化覺巷清真大寺，則分別是道教和伊斯蘭教文化的重要傳播地。

古城西安在歷史上曾為中國向世界展示自已偉大輝煌的身姿提供了寬廣而明亮的舞臺，為中華民族的生存、進步和發展做出過不朽的貢獻。也許正是出于對西安的回報，歷史慷慨解囊，饋贈給這塊神奇的土地無數的歷史文物和文化遺存。這是一筆難以估價、享用不盡的寶藏，它不僅使每一個華夏兒女引以為自豪并感受到歷史的責任，而且作為人類文化遺產的精華之一，也讓全世界的人們從申領悟到社會文明發展的清晰軌跡和人類澎湃不息的創造力。

西安及其所在關中地區的歷史文物具有罕見的歷史序列的完整性。這一突出的優勢，是由于西安悠久歷史的大跨度特點所決定的，為許多歷史名城所難以企及。在這里，115萬年前的藍田猿人的舊石器與60xx年前半坡母系氏族聚落團泥幻化的彩陶盆，共同勾畫出原始先民們生息、繁衍、發展的脈絡和足跡;深沉凝重、神秘詭譎的商周青銅器，再現了奴隸社會貴族們制禮作樂、鐘鳴鼎食的生活氣象;秦漢時代英姿勃勃的兵馬俑和精美的畫像石，挾裹著封建社會早期的政治風云和烽火硝煙;隋唐絢麗奪目的壁畫和流光溢彩的金銀器，記載著黃金盛世的輝煌篇章;還有那宋元明清的碑石、瓷品、字畫，則是西安在失去帝京繁華之后，文明繼續延伸發展的見證……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將西安地區的文化遺存按時代順序排列檢索，無異于在讀一本濃縮的中國通史。

西安及其附近地區的文化遺存內容豐富，門類齊全是又一大優勢。且不說占地面積廣闊的西周灃鎬、秦咸陽宮、漢唐長安城等大型遺址和美輪美免的歷代古建筑、名剎古寺、石窟造像，單就可移動文物而言，據初步統計，館藏數量已達60余萬件(組)之多。包括陶瓷器、青銅器、玉器、金銀器、壁畫、石雕磚刻、銘記碑帖、符節璽印等各種門類。從這個意義上看，古城西安本身就是一處天然歷史博物館，是一座文化藝術品薈萃的殿堂。

西安的自然景觀亦是獨具特色，境內及附近有號稱“奇險天下第一”的西岳華山、全真派鼻祖王重陽修煉的終南山、有“天然地質博物館”美稱的太白山以及“女媧補天”之地驪山、“洞天第一福地”樓觀臺、“中國山水故鄉”——輞川(蘇軾贊“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猿人故鄉” ——藍田溶洞等風景名勝區。西安的園林處處凸顯出皇家的風范。

華清宮以其天下第一的溫泉、溫馨浪漫的愛情故事講述著 《長恨歌》的點點滴滴;興慶宮則描述著“李白醉酒”的千古佳話;一首“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讓樂游原的黃昏成為量迷人的黃昏景觀。“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如果有機會去一趟韋曲，你一定會在那桃花樹下伴著“人面桃花”的美夢，感悟真愛。西安目前有森林公園11處，它們構成了這座古城的天然氧吧。

人文和山水情景交融，構成古老西安特有的神韻風姿。

西安作為中國的古都之首，在經歷3000多年發展史之后，又肩負著無數個中華民族輝煌、光榮的夢想，正步履堅定地走向明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古城西安揭開了自已發展史上嶄新的篇章。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618萬西安人民，抓住時代機遇，以科技、旅游、商貿為先導，以前人所未有的氣魄和速度，努力把西安建設成社會主義的外向型城市，一個欣欣向榮、充滿活力的西安城正屹立在世界城市之林。今日西安，是當代中國科學技術研究和開發的重要基地。全市現有各類科研機構3000余個，不僅有機械、電力、電子、航空、航天、地質、化工、紡織、儀器、儀表和核工業等科研機構，而且全國唯一的鐘表工業研究所和航天測控網的中樞神經——衛星測控中心也設在西安。

今日西安，是中國高等教育的重要基地。全市有各類高等院校42所，10多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約100處博士學位授予點和300多處碩士學位授予點，每年為國家培養大批的現代化人才，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才的搖籃”。

今日西安，又是一座世界著名的旅游熱點城市。悠久浩瀚的歷史文化遺存，秀美而雄壯的中國西北自然風光，千姿百態、神奇濃郁的傳統民俗風情，構成了西安地區獨具特色的旅游資源，吸引著無數海內外觀光者前來尋幽探勝。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各項旅游設施和市政工程也得到了進一步完善。以西安為中心，高等級公路縱橫交織，四通八達。歐亞大陸橋的貫通和西安咸陽國際機場的建成，使西安與國內外的聯系更為頻繁和緊密。一大批星級飯店和現代化的娛樂設施和場所如雨后春筍般地拔地而起，這不僅為旅游業發展提供了保障，也為古城市容市貌平添了風采和魅力。

為了豐富旅游者的文化娛樂生活，滿足休閑度假的需要，西安市建成唐樂宮、古都大劇院、唐華歌舞劇院、陜歌大劇院、銀座夜總會、桃園湖保齡球俱樂部等多種形式的文化娛樂設施3700多個;推出了《唐長安樂舞》、《仿唐樂舞》、《秦俑魂》、《陜北民間樂舞》等文藝節目，久演不衰，贏得國內外游客的贊譽。

西安的旅游商品生產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秦俑仿制品、仿古青銅器、秦繡、玉器、絲綢、工藝瓷器、戶縣農民畫、唐三彩、瓷板畫、景觀表、麥稈畫、關中剪紙等民間工藝品十分豐富。全市有涉外旅游定點商店26家，可以滿足各位游客不同層次的購物需要。同時，西安的餐飲業可以為游客提供獨具特色的陜派飲食，如仿唐菜、餃子宴、羊肉泡饃和享譽全國的地方小吃。

今日西安，還是一座內陸全方位開放的國際大都市。通過對歷史興衰的總結和對美好未來的懂懼，西安人民已深刻認識到，向世界敞開大門，讓西安走向世界，這是今日古城發展繁榮的必由之路。

歷史曾經厚待了西安，西安也必將不負歷史!

陜西大雁塔導游詞篇三

寶塔山，古稱豐林山，宋時改名為嘉嶺山。現在人們又稱寶塔山。寶塔山位于延安城東南方，海拔1135.5米，為周圍群山之冠。寶塔山上視野開闊，林木茂盛，山林空氣清新，涼爽宜人，夏季平均氣溫較內低3～4攝氏度，是消夏避暑的好地方。

高聳于我們面前的這座古塔，始建于公元766～779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了。這座古塔在宋代曾經重修，金、明兩代又予以修茸。現存塔高44米，塔基周長36.8米，為八角九級樓閣式磚塔。寶塔底層壁有南北兩個拱門，北門內有階梯，可緣梯登臨塔頂。

明清之際，均稱這座塔為 “古塔”。1937年黨中央進駐延安后，延安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心和總后方。“滾滾延河水，巍巍寶塔山”，成為無數革命青年和愛國人士向往的地方，這座古塔也煥發了青春，成為圣地的象征，延安的標志，于是便有了“延安寶塔”之稱，古老的“嘉嶺山”之名也被 “寶塔士山”所代替。1956年8月6日延安寶塔被公布為陜西省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又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自明以來，寶塔歷經350余年的風雨侵蝕和戰火洗禮，到全國解放時，已是彈痕累累，遍體鱗傷。新中國成立后，古塔也獲得新生。陜西省、延安市人民政府曾于 1959年和1984年兩次撥出專款，對寶塔進行了全面維修。替換了塔體風蝕殘磚，填補了彈洞，裝設了樓梯，加砌了基座，并在塔尖安裝了避雷針，在塔身檐角上環飾了彩燈。1996年國慶期間，我們拆卸了所有彩燈，在寶塔周圍及塔頂層重新安裝泛光燈;20xx年，延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寶塔山實施了“點亮” 工程，將寶塔和山體按照主題美觀的要求安裝了各種燈飾，每天晚上開燈2小時，便寶塔山光芒四射。從遠處看，金碧輝煌，塔影亭立，景色蔚為壯觀。當然，您可以登上這巍巍的寶塔，延安全城將盡收眼底，大可領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滋味。

現在，我們來到了鐘亭。在這個鐘亭里懸掛的鐘是明代的鐵制洪鐘，為明朝崇偵元年(1620xx年)鑄造。該鐘高150厘米，直徑160厘米。鐘的上部有佛教常用的蓮花紋飾，下部有道教常用的八卦紋飾，是佛道合一的標志。這口鐘原置于對面的太和山道觀，抗日戰爭時期邊區保安部把它移到這里，作為報警之用。鐵鐘音質清宏，余聲久繞，可傳方圓 30～50公里。1938年11月日寇飛機轟炸延安時，這口鐘發出報警的鐘聲，日機將延安炸成一片廢墟，而它卻像一名忠誠的衛士，巋然屹立于寶塔山崖，為保衛延安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全國解放后，市委、市政府在恢復文物遺址中，就將這口鐵鐘懸掛于原址，供游人參觀。

大家向東邊看!這座建筑物叫做望寇臺，當年范仲淹鎮守延安時，為了觀察敵情，指揮作戰，就在嘉嶺山的最高峰修筑此臺。此臺建于最高峰，到了夜間，星辰逼臨，好像伸手可滴，因此人們又稱其為摘星樓。原樓已毀，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座樓是1987年在原址上重建的。摘星樓周圍有一古城寨遺址， 至今仍有殘缺的城垣和地洞，為當年指揮作戰的工事與堡壘。

沿摘星樓往下，向西延伸的這道土畔，是一段古城墻，用黃土夯筑而成，直到山下，通過南門與鳳凰山的城墻相連。(南門的位置在現在育才小學附近，現在人們仍稱“南門坡” 現建材公司、鳳凰稅務所一帶仍存有石砌城墻殘垣。)

摘星樓的北面，是一個約400平方米的大平臺，這就是東岳廟的遺址。東岳廟始建于宋代，明武宗正德元年(1520xx年)，延安知府王彥奇予以重建。宋、元、明以來，直至民國初年，東岳廟在延安周圍很有名氣，在佛教界也頗具影響。每年四月二十八日為廟會，據一些健在的老人介紹，20世紀20xx年代，寶塔山的廟會(東岳廟和鬼王廟)還相當興盛。由于遭到歷次戰爭的破壞，特別是1937年日本侵略者飛機轟炸延安后，東岳廟及寶塔山上的其他建筑物全部被毀。

東北邊那個獨立的磚砌成的四棱臺，是烽火臺。烽火臺是古代的一種通訊報警設備，如有敵情，夜間點火為號，白天燃燒柴草或狼糞生煙。據說狼糞燃燒時生煙更烈，垂直上升，便于觀察，因此有“邊關起狼煙之說”。范仲淹鎮守延州(今延安)時，曾在那里修有烽火臺，是一個黃土夯筑的四棱臺。現 在我們所看到的烽火臺是1993年6月至9月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臺高10.9米，臺頂面積103.3平方米，臺底面積253.8平方米。這座烽火臺的位置選擇絕妙，雖不在山巔，但視野十分開闊，登臨臺上，能看到東、西、南三川的盡頭。自然，一旦烽火狼煙起，三川軍民皆知。

從烽火臺往南，那山腰中的建筑群，是新修的茶社。那里原是嘉嶺書院遺址。嘉嶺書院，又稱范公書院，最初為范仲淹所修。范公鎮守延州時，一面筑城修寨，加強軍事防備，抵御西夏進犯，一方面大興學風，修建書院，廣召三軍學子，進行習文研究，培養了一批有文化、有見識的棟梁之才。明弘治年 間在其遺址上重建嘉嶺書院，當時修有正堂三間，內塑范公像;五經會講堂三間，供諸子講經教學之用;院內還植有松柏桃李樹千余株，環境幽靜，特別優美，對當時文化的發展起過很好的作用。清乾隆十六年(1738年)又重建。1979年修建茶社時，在書院遺址出土了《嘉嶺書院記》石碑一遍，記載清乾隆十六年(1738年)重建事跡。此碑先立于書院遺址外，碑身已斷為兩截，文字也有所剝落，但大部分仍清晰可見。

在烽火臺下，距烽火臺高約100米的延河之畔，有一口通河井。該井是范仲淹駐守延州時，特別為嘉嶺山的守軍供水而修鑿的，后人稱為范公井。井口呈橢圓形，井深24米，四周以塊石圍砌。雖歷時近千年，井筒完好，被列為延安市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寶塔山又一著名的景觀——摩崖石刻。該處占地面積2864平方米，該石刻高6～7米，長260米，上面有歷代文人墨客的手跡。其中最著名的是范仲淹手書“嘉嶺山”三個隸書大字。“嘉”是美好的意思，“嶺”是指山脈。每字高3.68米，寬3.37米。因風雨剝蝕，字跡模糊，明朝初年曾加以深鑿，后被涂成紅色(陜西歷史博物館陳列刻字的照片)。其南約50米處，還刻有 “胸中自有數萬甲兵”，說的是范公用兵如神，也十分珍貴。還有宋代石刻“高山仰止”、“出將入相”、“先憂后樂”、“重崗疊翠”、“云生幽外”、“嘉嶺勝境稱第一”、“泰山北斗”、“一韓一范”等刻字。摩崖石刻還包括近代偉人名人手跡百余幅，供游人欣賞品味。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一個人，他就是范仲淹。范仲淹 (989-1052年)，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其先世為彬州(今陜西彬縣)人，后徙家江南，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1040年，宋王朝任命韓琦、范仲淹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范仲淹自請到延州，抵延州后，開始對延州地區的城防進行全面的整修和加固，其中就包括對嘉嶺山的整修。當時，范仲淹把嘉嶺山作為守備延州的重要陣地和指揮中心，因而予以精心修筑。以上介紹的望寇臺、烽火臺、范公井等就是其遺跡。范仲淹抵達延州后，勵精圖治，竭力醫治戰爭的創傷，使得延州一線軍心、民心大為振奮，實力也得到加強。于是夏人相誡說：“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小可欺也。”

范仲淹在延州戍邊只有近一年時間，但其建樹頗多，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他選賢任能，并在軍事、政事繁忙之際，注重教育，興建書院，實在難能可貴，無愧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的稱號。他的《岳陽樓記》至今仍為散文之杰作，特別是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可謂眾口皆碑。這句名言，不僅是他文才的集中表現，同時也是他崇高精神的體現。后人曾于延安東關(現電業局地帶)建 “韓范二祠”來紀念他和韓琦。

陜西大雁塔導游詞篇四

寶塔山，古稱豐林山，宋時改名為嘉嶺山。現在人們又稱寶塔山。寶塔山位于延安城東南方，海拔1135.5米，為周圍群山之冠。寶塔山上視野開闊，林木茂盛，山林空氣清新，涼爽宜人，夏季平均氣溫較內低3～4攝氏度，是消夏避暑的好地方。

高聳于我們面前的這座古塔，始建于公元766～779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了。這座古塔在宋代曾經重修，金、明兩代又予以修茸。現存塔高44米，塔基周長36.8米，為八角九級樓閣式磚塔。寶塔底層壁有南北兩個拱門，北門內有階梯，可緣梯登臨塔頂。

明清之際，均稱這座塔為 “古塔”。1937年黨中央進駐延安后，延安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心和總后方。“滾滾延河水，巍巍寶塔山”，成為無數革命青年和愛國人士向往的地方，這座古塔也煥發了青春，成為圣地的象征，延安的標志，于是便有了“延安寶塔”之稱，古老的“嘉嶺山”之名也被 “寶塔士山”所代替。1956年8月6日延安寶塔被公布為陜西省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又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自明以來，寶塔歷經350余年的風雨侵蝕和戰火洗禮，到全國解放時，已是彈痕累累，遍體鱗傷。新中國成立后，古塔也獲得新生。陜西省、延安市人民政府曾于 1959年和1984年兩次撥出專款，對寶塔進行了全面維修。替換了塔體風蝕殘磚，填補了彈洞，裝設了樓梯，加砌了基座，并在塔尖安裝了避雷針，在塔身檐角上環飾了彩燈。1996年國慶期間，我們拆卸了所有彩燈，在寶塔周圍及塔頂層重新安裝泛光燈;20xx年，延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寶塔山實施了“點亮” 工程，將寶塔和山體按照主題美觀的要求安裝了各種燈飾，每天晚上開燈2小時，便寶塔山光芒四射。從遠處看，金碧輝煌，塔影亭立，景色蔚為壯觀。當然，您可以登上這巍巍的寶塔，延安全城將盡收眼底，大可領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滋味。

現在，我們來到了鐘亭。在這個鐘亭里懸掛的鐘是明代的鐵制洪鐘，為明朝崇偵元年(1620xx年)鑄造。該鐘高150厘米，直徑160厘米。鐘的上部有佛教常用的蓮花紋飾，下部有道教常用的八卦紋飾，是佛道合一的標志。這口鐘原置于對面的太和山道觀，抗日戰爭時期邊區保安部把它移到這里，作為報警之用。鐵鐘音質清宏，余聲久繞，可傳方圓 30～50公里。1938年11月日寇飛機轟炸延安時，這口鐘發出報警的鐘聲，日機將延安炸成一片廢墟，而它卻像一名忠誠的衛士，巋然屹立于寶塔山崖，為保衛延安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全國解放后，市委、市政府在恢復文物遺址中，就將這口鐵鐘懸掛于原址，供游人參觀。

大家向東邊看!這座建筑物叫做望寇臺，當年范仲淹鎮守延安時，為了觀察敵情，指揮作戰，就在嘉嶺山的最高峰修筑此臺。此臺建于最高峰，到了夜間，星辰逼臨，好像伸手可滴，因此人們又稱其為摘星樓。原樓已毀，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座樓是1987年在原址上重建的。摘星樓周圍有一古城寨遺址， 至今仍有殘缺的城垣和地洞，為當年指揮作戰的工事與堡壘。

沿摘星樓往下，向西延伸的這道土畔，是一段古城墻，用黃土夯筑而成，直到山下，通過南門與鳳凰山的城墻相連。(南門的位置在現在育才小學附近，現在人們仍稱“南門坡” 現建材公司、鳳凰稅務所一帶仍存有石砌城墻殘垣。)

摘星樓的北面，是一個約400平方米的大平臺，這就是東岳廟的遺址。東岳廟始建于宋代，明武宗正德元年(1520xx年)，延安知府王彥奇予以重建。宋、元、明以來，直至民國初年，東岳廟在延安周圍很有名氣，在佛教界也頗具影響。每年四月二十八日為廟會，據一些健在的老人介紹，20世紀20xx年代，寶塔山的廟會(東岳廟和鬼王廟)還相當興盛。由于遭到歷次戰爭的破壞，特別是1937年日本侵略者飛機轟炸延安后，東岳廟及寶塔山上的其他建筑物全部被毀。

東北邊那個獨立的磚砌成的四棱臺，是烽火臺。烽火臺逝代的一種通訊報警設備，如有敵情，夜間點火為號，白天燃燒柴草或狼糞生煙。據說狼糞燃燒時生煙更烈，垂直上升，便于觀察，因此有“邊關起狼煙之說”。范仲淹鎮守延州(今延安)時，曾在那里修有烽火臺，是一個黃土夯筑的四棱臺。現 在我們所看到的烽火臺是1993年6月至9月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臺高10.9米，臺頂面積103.3平方米，臺底面積253.8平方米。這座烽火臺的位置選擇絕妙，雖不在山巔，但視野十分開闊，登臨臺上，能看到東、西、南三川的盡頭。自然，一旦烽火狼煙起，三川軍民皆知。

從烽火臺往南，那山腰中的建筑群，是新修的茶社。那里原是嘉嶺書院遺址。嘉嶺書院，又稱范公書院，最初為范仲淹所修。范公鎮守延州時，一面筑城修寨，加強軍事防備，抵御西夏進犯，一方面大興學風，修建書院，廣召三軍學子，進行習文研究，培養了一批有文化、有見識的棟梁之才。明弘治年 間在其遺址上重建嘉嶺書院，當時修有正堂三間，內塑范公像;五經會講堂三間，供諸子講經教學之用;院內還植有松柏桃李樹千余株，環境幽靜，特別優美，對當時文化的發展起過很好的作用。清乾隆十六年(1738年)又重建。1979年修建茶社時，在書院遺址出土了《嘉嶺書院記》石碑一遍，記載清乾隆十六年(1738年)重建事跡。此碑先立于書院遺址外，碑身已斷為兩截，文字也有所剝落，但大部分仍清晰可見。

在烽火臺下，距烽火臺高約100米的延河之畔，有一口通河井。該井是范仲淹駐守延州時，特別為嘉嶺山的守軍供水而修鑿的，后人稱為范公井。井口呈橢圓形，井深24米，四周以塊石圍砌。雖歷時近千年，井筒完好，被列為延安市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寶塔山又一著名的景觀——摩崖石刻。該處占地面積2864平方米，該石刻高6～7米，長260米，上面有歷代文人墨客的手跡。其中最著名的是范仲淹手書“嘉嶺山”三個隸書大字。“嘉”是美好的意思，“嶺”是指山脈。每字高3.68米，寬3.37米。因風雨剝蝕，字跡模糊，明朝初年曾加以深鑿，后被涂成紅色(陜西歷史博物館陳列刻字的照片)。其南約50米處，還刻有 “胸中自有數萬甲兵”，說的是范公用兵如神，也十分珍貴。還有宋代石刻“高山仰止”、“出將入相”、“先憂后樂”、“重崗疊翠”、“云生幽外”、“嘉嶺勝境稱第一”、“泰山北斗”、“一韓一范”等刻字。摩崖石刻還包括近代偉人名人手跡百余幅，供游人欣賞品味。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一個人，他就是范仲淹。范仲淹 (989-1052年)，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其先世為彬州(今陜西彬縣)人，后徙家江南，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1040年，宋王朝任命韓琦、范仲淹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范仲淹自請到延州，抵延州后，開始對延州地區的城防進行全面的整修和加固，其中就包括對嘉嶺山的整修。當時，范仲淹把嘉嶺山作為守備延州的重要陣地和指揮中心，因而予以精心修筑。以上介紹的望寇臺、烽火臺、范公井等就是其遺跡。范仲淹抵達延州后，勵精圖治，竭力醫治戰爭的創傷，使得延州一線軍心、民心大為振奮，實力也得到加強。于是夏人相誡說：“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小可欺也。”

范仲淹在延州戍邊只有近一年時間，但其建樹頗多，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他選賢任能，并在軍事、政事繁忙之際，注重教育，興建書院，實在難能可貴，無愧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的稱號。他的《岳陽樓記》至今仍為散文之杰作，特別是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可謂眾口皆碑。這句名言，不僅是他文才的集中表現，同時也是他崇高精神的體現。后人曾于延安東關(現電業局地帶)建 “韓范二祠”來紀念他和韓琦。

陜西大雁塔導游詞篇五

寶塔山，古稱豐林山，宋時改名為嘉嶺山。現在人們又稱寶塔山。寶塔山位于延安城東南方，海拔1135.5米，為周圍群山之冠。寶塔山上視野開闊，林木茂盛，山林空氣清新，涼爽宜人，夏季平均氣溫較內低3～4攝氏度，是消夏避暑的好地方。

高聳于我們面前的這座古塔，始建于公元766～779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了。這座古塔在宋代曾經重修，金、明兩代又予以修茸。現存塔高44米，塔基周長36.8米，為八角九級樓閣式磚塔。寶塔底層壁有南北兩個拱門，北門內有階梯，可緣梯登臨塔頂。

明清之際，均稱這座塔為 “古塔”。1937年黨中央進駐延安后，延安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心和總后方。“滾滾延河水，巍巍寶塔山”，成為無數革命青年和愛國人士向往的地方，這座古塔也煥發了青春，成為圣地的象征，延安的標志，于是便有了“延安寶塔”之稱，古老的“嘉嶺山”之名也被 “寶塔士山”所代替。1956年8月6日延安寶塔被公布為陜西省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又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自明以來，寶塔歷經350余年的風雨侵蝕和戰火洗禮，到全國解放時，已是彈痕累累，遍體鱗傷。新中國成立后，古塔也獲得新生。陜西省、延安市人民政府曾于 1959年和1984年兩次撥出專款，對寶塔進行了全面維修。替換了塔體風蝕殘磚，填補了彈洞，裝設了樓梯，加砌了基座，并在塔尖安裝了避雷針，在塔身檐角上環飾了彩燈。1996年國慶期間，我們拆卸了所有彩燈，在寶塔周圍及塔頂層重新安裝泛光燈;20xx年，延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寶塔山實施了“點亮” 工程，將寶塔和山體按照主題美觀的要求安裝了各種燈飾，每天晚上開燈2小時，便寶塔山光芒四射。從遠處看，金碧輝煌，塔影亭立，景色蔚為壯觀。當然，您可以登上這巍巍的寶塔，延安全城將盡收眼底，大可領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滋味。

現在，我們來到了鐘亭。在這個鐘亭里懸掛的鐘是明代的鐵制洪鐘，為明朝崇偵元年(1620xx年)鑄造。該鐘高150厘米，直徑160厘米。鐘的上部有佛教常用的蓮花紋飾，下部有道教常用的八卦紋飾，是佛道合一的標志。這口鐘原置于對面的太和山道觀，抗日戰爭時期邊區保安部把它移到這里，作為報警之用。鐵鐘音質清宏，余聲久繞，可傳方圓 30～50公里。1938年11月日寇飛機轟炸延安時，這口鐘發出報警的鐘聲，日機將延安炸成一片廢墟，而它卻像一名忠誠的衛士，巋然屹立于寶塔山崖，為保衛延安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全國解放后，市委、市政府在恢復文物遺址中，就將這口鐵鐘懸掛于原址，供游人參觀。

大家向東邊看!這座建筑物叫做望寇臺，當年范仲淹鎮守延安時，為了觀察敵情，指揮作戰，就在嘉嶺山的最高峰修筑此臺。此臺建于最高峰，到了夜間，星辰逼臨，好像伸手可滴，因此人們又稱其為摘星樓。原樓已毀，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座樓是1987年在原址上重建的。摘星樓周圍有一古城寨遺址， 至今仍有殘缺的城垣和地洞，為當年指揮作戰的工事與堡壘。

沿摘星樓往下，向西延伸的這道土畔，是一段古城墻，用黃土夯筑而成，直到山下，通過南門與鳳凰山的城墻相連。(南門的位置在現在育才小學附近，現在人們仍稱“南門坡” 現建材公司、鳳凰稅務所一帶仍存有石砌城墻殘垣。)

摘星樓的北面，是一個約400平方米的大平臺，這就是東岳廟的遺址。東岳廟始建于宋代，明武宗正德元年(1520xx年)，延安知府王彥奇予以重建。宋、元、明以來，直至民國初年，東岳廟在延安周圍很有名氣，在佛教界也頗具影響。每年四月二十八日為廟會，據一些健在的老人介紹，20世紀20xx年代，寶塔山的廟會(東岳廟和鬼王廟)還相當興盛。由于遭到歷次戰爭的破壞，特別是1937年日本侵略者飛機轟炸延安后，東岳廟及寶塔山上的其他建筑物全部被毀。

東北邊那個獨立的磚砌成的四棱臺，是烽火臺。烽火臺是古代的一種通訊報警設備，如有敵情，夜間點火為號，白天燃燒柴草或狼糞生煙。據說狼糞燃燒時生煙更烈，垂直上升，便于觀察，因此有“邊關起狼煙之說”。范仲淹鎮守延州(今延安)時，曾在那里修有烽火臺，是一個黃土夯筑的四棱臺。現 在我們所看到的烽火臺是1993年6月至9月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臺高10.9米，臺頂面積103.3平方米，臺底面積253.8平方米。這座烽火臺的位置選擇絕妙，雖不在山巔，但視野十分開闊，登臨臺上，能看到東、西、南三川的盡頭。自然，一旦烽火狼煙起，三川軍民皆知。

從烽火臺往南，那山腰中的建筑群，是新修的茶社。那里原是嘉嶺書院遺址。嘉嶺書院，又稱范公書院，最初為范仲淹所修。范公鎮守延州時，一面筑城修寨，加強軍事防備，抵御西夏進犯，一方面大興學風，修建書院，廣召三軍學子，進行習文研究，培養了一批有文化、有見識的棟梁之才。明弘治年 間在其遺址上重建嘉嶺書院，當時修有正堂三間，內塑范公像;五經會講堂三間，供諸子講經教學之用;院內還植有松柏桃李樹千余株，環境幽靜，特別優美，對當時文化的發展起過很好的作用。清乾隆十六年(1738年)又重建。1979年修建茶社時，在書院遺址出土了《嘉嶺書院記》石碑一遍，記載清乾隆十六年(1738年)重建事跡。此碑先立于書院遺址外，碑身已斷為兩截，文字也有所剝落，但大部分仍清晰可見。

在烽火臺下，距烽火臺高約100米的延河之畔，有一口通河井。該井是范仲淹駐守延州時，特別為嘉嶺山的守軍供水而修鑿的，后人稱為范公井。井口呈橢圓形，井深24米，四周以塊石圍砌。雖歷時近千年，井筒完好，被列為延安市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寶塔山又一著名的景觀——摩崖石刻。該處占地面積2864平方米，該石刻高6～7米，長260米，上面有歷代文人墨客的手跡。其中最著名的是范仲淹手書“嘉嶺山”三個隸書大字。“嘉”是美好的意思，“嶺”是指山脈。每字高3.68米，寬3.37米。因風雨剝蝕，字跡模糊，明朝初年曾加以深鑿，后被涂成紅色(陜西歷史博物館陳列刻字的照片)。其南約50米處，還刻有 “胸中自有數萬甲兵”，說的是范公用兵如神，也十分珍貴。還有宋代石刻“高山仰止”、“出將入相”、“先憂后樂”、“重崗疊翠”、“云生幽外”、“嘉嶺勝境稱第一”、“泰山北斗”、“一韓一范”等刻字。摩崖石刻還包括近代偉人名人手跡百余幅，供游人欣賞品味。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一個人，他就是范仲淹。范仲淹 (989-1052年)，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其先世為彬州(今陜西彬縣)人，后徙家江南，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1040年，宋王朝任命韓琦、范仲淹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范仲淹自請到延州，抵延州后，開始對延州地區的城防進行全面的整修和加固，其中就包括對嘉嶺山的整修。當時，范仲淹把嘉嶺山作為守備延州的重要陣地和指揮中心，因而予以精心修筑。以上介紹的望寇臺、烽火臺、范公井等就是其遺跡。范仲淹抵達延州后，勵精圖治，竭力醫治戰爭的創傷，使得延州一線軍心、民心大為振奮，實力也得到加強。于是夏人相誡說：“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小可欺也。”

范仲淹在延州戍邊只有近一年時間，但其建樹頗多，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他選賢任能，并在軍事、政事繁忙之際，注重教育，興建書院，實在難能可貴，無愧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的稱號。他的《岳陽樓記》至今仍為散文之杰作，特別是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可謂眾口皆碑。這句名言，不僅是他文才的集中表現，同時也是他崇高精神的體現。后人曾于延安東關(現電業局地帶)建 “韓范二祠”來紀念他和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