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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投標優化營商環境存在的問題篇一
一是政策的便利性有待加強。企業投資項目申報要有一定浮動標準。如，江蘇省地區總部企業申報分上半年和下半年進行，瞬聯軟件科技(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8月23日，當時并不符合2018年地區總部申報要求，但2019年的申報標準為當年1月1日以后成立的企業，導致該公司2019年也沒能參加申報。企業建議能否把申報期延長，能夠讓類似他們這種下半年成立的企業，在第二年通過自身努力達到當年標準的也能參加申報。
二是營商軟環境還比較欠缺。現有的招商激勵政策不夠靈活，優勢不明顯。雖然出臺了一系列招商扶持政策，但有些沒有完全落到實處，影響了企業的投資積極性。
三是招商人才還比較匱乏。懂項目、懂經濟、懂政策的高素質、復合型專業人才相對缺乏，在重大項目跟蹤對接上顯得力不從心，影響了項目建設質量和效率。另外招商人員的行動遲緩，投入的精力不大，服務意識不強。
一是積極優化營商環境。積極落實“放管服”改革措施，全面實施外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依法簡化項目落地流程。利用網絡平臺搭建政企溝通橋梁，建立“雨花外資企業”工作群，由專人負責、提供政策解答、發布市場資訊、網上業務培訓，真正做到24小時在線服務。
二是出臺相關激勵政策。根據我區穩外貿、穩外資措施和《雨花臺區扶持中小微企業穩定發展10條政策》、《雨花臺區應對疫情影響推動穩定發展30條服務措施》的要求，擬由區政府、區內外貿綜合服務平臺型企業、銀行等三方合作，設立“南京市雨花臺區外貿綜合服務試點企業出口退稅資金池”，支持有潛力的外貿綜合服務類企業為我區外貿進出口企業提供更加便捷服務，確保我區外貿進出口穩步增長。
三是優化凈化服務環境。要強化政府服務意識，公開涉企服務事項及辦事流程，編制發布辦事指南，為企業辦事提供明確指引。提高辦事效率，實行首辦責任、限時辦結。實現企業與政府的互動交流、合作對話是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基礎，政府要大力推動各種公正透明的政商互動平臺和機制建設。建立健全服務民營企業發展問題投訴處理機制，切實維護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對行政審批涉及的中介服務事項進行全面清理，規范行政審批中介服務。
四是創新優化招商方式。整合招商網絡、資源信息、項目信息共享等三大服務平臺，避免各責任單位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各自為戰，浪費資源;加強項目載體政策支持，制定對樓宇(園區)引進外資的獎勵辦法;推出招商人員激勵政策，采取市場化招商、全員招商，制定招商人員獎勵辦法。
招投標優化營商環境存在的問題篇二
總體來看，“十三五”時期我國營商環境建設成果斐然，但在各個具體的維度上依然與前沿指標有一定的差距，區域間和區域內差距依然明顯，民眾獲得感和部分政府工作人員認識有待進一步提升，進一步優化我國營商環境十分迫切。
（一）部分領域改革不到位，影響了營商環境的整體改善
在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目標指引下，進一步推動相關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按照法制化總體要求，對標國際營商環境的前沿標桿，是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的必然要求。但從我國營商環境的實際狀況來看，部分領域改革尚不徹底，不僅影響了營商環境的整體改善，而且成為掣肘我國新時代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因素。具體來看，表現在如下方面：一是壟斷行業的市場化改革有待進一步深化。通過國企國資改革、行業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水電氣網鐵這些自然壟斷行業的行政性壟斷色彩逐步下降，但逐步轉變為強大的市場壟斷力量，成為影響營商環境進一步優化的阻力。金融行業的市場化改革穩步推進，但分業制、跨區域經營、強調經營業績考核等都會指引銀行偏好于向國有企業、大企業提供資金，政府干預銀行向中小微企業提供貸款會進一步加劇銀行的“逆向選擇”問題，中小微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未能從根本上得到改觀。二是市場歧視問題依然突出，非公經濟和中小微企業在要素獲取、準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采購和招投標等方面的不公正問題依然存在。例如，2011年底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下發的《政府采購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暫行辦法》中就明確要求各級政府“預留本部門年度政府采購項目預算總額的30%以上，專門面向中小企業采購，其中，預留給小型和微型企業的比例不低于60%”，但現實中各地政府未能夠真正落實這一要求；在地方政府采購、招投標尤其是重大項目運營時，往往偏好于地方國有企業這類“自家人”，社會資本面臨較高的“隱形門檻”。三是行政效率偏低和行政成本較高的問題尚需要進一步重視。工程建設項目審批、破產注銷等手續繁雜，辦理周期長，是長期困擾企業發展的重要問題。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開展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改革試點的通知》，要求將工程項目審批時間壓減至120個工作日，但在實際運作中，更多的依靠當地領導的強力推動，程序化、制度化、規范化和常態化的工作機制均有待進一步強化。從各地辦理企業破產的實際情況來看，由于對企業破產認識的不足和法律規定的自由度較高，導致企業進入破產程序后往往陷入“塌陷”的局面，最終導致破產程序復雜、手續繁多、周期超長成為常態。四是企業經營成本尤其是稅收負擔依然較高。根據世界銀行2020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測算的數據，我國稅率高達64%，是美國的1.46倍，在190個經濟體中位列第173位。較高的稅率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造成了較大的壓力，也影響了我國企業全球競爭優勢的發揮。另外，現有的流轉稅制度要求企業按照名義收入和利潤預繳稅收，且在每月與工資薪金一同繳納社會保險費用，進一步提高了企業的資金壓力，加劇了企業的資金緊張問題。
（二）區域間差距較大，進一步加劇了我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
我國營商環境在不同區域尤其是不同規模的城市和城鄉之間的差距較大。從總體來看，營商環境改革的下沉度不夠，大城市綜合營商環境優于中小城市，城市營商環境優于農村，經濟相對發達地區顯著優于欠發達地區。這種差異不僅具有當期的分化效應，而且進一步加劇了我國區域發展的未來差異。從2018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開展的22個城市營商環境試點評價來看，東中西部地區存在較大的差距。另外，從目前東中西部地區的產業政策和地方政府招商情況來看，中西部地區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代價，例如土地以更低價格出讓、更加優惠的稅收返還政策等，這也反映了中西部地區在企業吸引力方面的差異。除了區域差異以外，城鄉的營商環境也表現出顯著的差異，尤其是相對貧困的農村地區，市場發育滯后，農村市場開放度、基礎設施條件、交通物流成本、資源供給能力、產業鏈完整性等差距明顯，這既是農村經濟落后的表現，又是農村經濟落后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企業稅賦壓力相對較高，尤其是社會保險費用更高，社會保險負擔的區域性差異進一步加劇了區域差距。
（三）民眾獲得感有待提升，制度供給與現實需要的匹配度不高
營商環境的差距不僅體現在不同地區對企業的吸引力上，而且體現在不同地區對企業和民眾需求的認知和反應能力上。“十三五”期間，我國營商環境的優化以自上而下推動為主、自下而上創新為輔。我國圍繞優化營商環境出臺了數量眾多的政策措施，但政策在制定、執行和評估過程中還存在與現實企業和民眾需求不一致的地方，導致民眾的獲得感難以得到有效改善。一是制度供給的精準性不足。例如，獎勵性政策相對較多，服務類和監管類政策供給不足［5］；對于企業普遍關心的且短期可實現、可考核的問題關注度較高，但對于具體如何做往往闡釋不具體、不明確。二是制度的供給方式與民眾的獲取方式不匹配。例如，政策文件往往強調以“紅頭文件”形式下發，企業作為政府文件的使用者往往只能借助于互聯網、“兩微一端”等方式獲取，且獲取時間相對滯后；盡管政策也在小微企業名錄、各部門網站、地方政務網等有所呈現，但政策的展示依然分散，政策信息的碎片化問題依然突出，政策的歸集、鏈接等未能有效推進，這提高了政策的獲取成本，不利于企業和民眾對政策的使用。三是政策執行難和執行成本高。很多政策在執行中異化為“以文件執行文件”，地方對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缺乏獨立的市場主體來統一協調和落實政策的實施，導致一些政策最終“留在案頭、留在紙面、留在形式”上。四是政策的實施效果往往缺乏后期的評估措施。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法制意識淡薄，在征地拆遷、生態環境保護中屢屢出現一些損害企業和個人產權的行為，對企業的承諾不兌現等，影響了地方招商和本地企業再投資的意愿。
（四）部分人員對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視度不夠，各級各部門協同有待進一步加強
營商環境不僅事關我國在全球制度優勢的發揮，而且事關我國市場的交易成本尤其是地方競爭優勢的發揮。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對營商環境的高度重視，到中央政府出臺數量眾多的相關政策和配套文件，體現了國家層面上對優化營商環境的高度重視。但是，從各地對營商環境工作的開展情況來看，一些地方對于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視度不夠，未能從根本上意識到營商環境是提升地方投資吸引力、實現地方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未能意識到優化營商環境是持續優化政府服務的重要牽引力，對優化營商環境的系統性、復雜性、協同性認識不足，以致對推進營商環境改善工作的重視度不夠，將營商環境建設工作作為發改部門等某個或者幾個部門的工作，各部門在推進營商環境優化方面的協同合作力度不夠。其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各級政府及部門的信息數據分割，業務系統多、平臺多，各類業務的數據標準不統一，數據共享不完善、不及時，pc端和移動端內容和功能分割，業務審批協同不足，這給企業和民眾辦事帶來了大量的重復工作，影響了各部門效率的提升。
招投標優化營商環境存在的問題篇三
所謂營商環境是市場主體活動中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法律環境的綜合反映，是市場主體從開辦、營運到結束各環節所處的環境和條件的總和，是市場主體生產經營活動中資金、人力、時間與機會成本高低的表現。營商環境包括政務環境、市場環境、國際化環境、法治環境、企業發展環境和社會環境等。
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打造良好營商環境，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2018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多次提出并部署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近日，中國中小企業協會聯合權威中央媒體，通過召開企業座談會等形式，對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進行了深入調研，就存在的問題進行認真分析、深入探討，提出了改善營商環境的對策建議。
在改革開放近40年的實踐中,由于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我國的營商環境正在不斷改善，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顯示，我國營商環境排名較2013年提升了18位，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2014年我國啟動了商事制度改革，2015年全國工商和市場監管系統完成了“三證合一”“一照一碼”改革攻堅，2016年又啟動了“五證合一”等登記制度改革，微觀主體進入市場的成本大幅降低。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大幅縮短商標注冊周期;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時間再壓減一半;清理群眾和企業辦事的各類證明，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一律取消。加快完善配套的制度安排，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最大程度實現準入環節的便利化。此外，還將進一步簡政、減稅、減費，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這一系列做法改善了營商環境，有利于企業的發展。
2017年，全國工商聯發布了2017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報告，參與調查的民營企業500強大多數認為營商環境得到了改善，其中認為市場環境、公共政策環境、法治環境、社會環境得到了明顯改善或者有所改善的企業分別為431家、444家、447家和441家，占實際填寫企業數比重為92.89%、95.69%、96.34%和95.45%。
當然，營商環境改善的效果是顯著的，不過，仍然存在著不少“短板”，還在影響著企業家們投資的信心、創新的熱心、做實業的專心以及高質量發展的恒心。因此，優化營商環境還需要進一步努力。
(一)政務環境
1.政策的執行性，目前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普遍存在著配套措施少、可操作性差等問題。一是涉及非公經濟的部門眾多，相互扯皮，政策落實不到位;政策夠用不管用、政策優惠難享用，操作難度大。二是政策兌現難，有企業反映，國家對風力發電進行價格補貼(風電國補)，可補貼資金遲遲不能到位,影響民營企業現金流。三是政策執行主體設計不合理。企業反映風電國補的資金列入財政預算，是造成兌現難的主要原因，如果國補資金交給電網公司，由其支付民營風企，補貼到位率會大大提升。
2.政策的制定，對于新興科技領域出現的新事物，政策制定沒有前瞻性，出現一哄而上，一管就死，不利于行業發展。例如，對于互聯網金融公司的出現，開始沒有制定嚴格的準入標準，造成一哄而上，出現問題后加強監管，從2017年對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進行驗收和備案，原來準備2018年6月底出臺備案制，目前備案制出臺被叫停。在強監管下，規范發展的公司也受到株連，影響行業發展。由于各地管理措施不統一，一些地區控制互金公司數量,發展好的公司看不到前途;一些地區管理寬松，互金公司數量仍在增長，發展并不好的公司仍有生存空間。
3.政務服務的便利性。一是企業投資項目申報與核準，有企業反映，已列入省級重點項目,向國家部委申報時,由于申報時間緊和地方政府不作為，項目沒有列入當年國家計劃,被一拖再拖，影響企業的發展。核準流程，以往風電項目只需要參加環評，現在凡涉及該項目的政府部門都要對其進行評價,都要請第三方機構評審,延誤項目開工，造成權利尋租。二是政府為企業服務，不敢為、不愿為、不會為現象較為突出。有的政府公職人員在工作時間外，堅決抵制和民營企業家接觸，造成一些項目推進慢，甚至本該跟企業溝通解決的問題也一拖再拖，最后項目可能拖沒了，這是當下特別需要警惕的現象和需要解決的問題。由于把握不好與企業交往的分寸，一些領導干部在處理政商關系時容易走極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干脆舍“親”而保“清”，不吃、不拿、也不干。工作中有一些人秉持“不干事就不出事”的畸形認知，習慣于做“太平官”和“無為官”，缺少了應有擔當。有的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甚至當了和尚不撞鐘;有的新官不理舊賬，前任領導定的事，后任不予理睬。以前的“親而不清”變成“清而不親”、勾肩搭背變成背靠著背、“臉難看、門難進”，變成了“飯不吃、禮不收、事不辦”。
(二)企業發展環境
1.要素供給的支撐性。一是要素獲取的成本，即土地、資金、勞動力、電力、水等要素的價格，以及企業為獲取這些要素所需要付出的額外成本。隱形收費、間接成本、服務缺失現象未消除。某些涉企部門盡管在收費項目上有了減少，但轉嫁為第三方收費，好像與政府及涉企部門無關，實際上企業負擔并沒有減輕，企業生產成本加大。還有一些涉及到質量檢測、消防生產、產品審驗、環評、安評等方面收費極高，都是壟斷性的，沒有價格上的回旋，讓企業難以承受。二是稅費成本，即包括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城建稅、房產稅、土地使用稅、印花稅等企業綜合稅負成本，以及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設基金、文化事業建設費等企業所需繳納的政府費用較高。增值稅抵扣規則過于復雜、責任主體不清晰，部分涉企收費細則不明晰，使得中小企業難以享受扶持政策。
2.要素資源的流動性。一是資金獲取的便利性，中小企業融資70%依靠間接融資，30%依靠直接融資。間接融資主要是銀行，由于需要抵押物，大部分中小企業拿不到貸款。作為直接融資的股票、債券市場，門檻太高，中小企業進入不了。一些服務于中小企業融資的小貸公司，由于融資難、風險高、稅負重、監管錯位等問題，發展受到影響。據小貸協會調研結果，個別省份有超過1/3的小貸公司退出市場。二是人才進出的便利性，根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人民銀行、外交部關于進一步引導和規范境外投資方向指導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17〕74號)，需要限制企業境外投資的行業包括：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在境外設立無具體實業項目的股權投資基金或投資平臺。造成一些涉外房地產企業中外籍員工辦理入境用工手續的申請時間比以往增加，致使涉外房地產公司成本大增。另外,由于對投資境外房地產的限制，使得在境外正常經營房地產的公司業務受到影響，銷售額較去年下降一半。
(三)法治環境
執法行為的規范性，包括各級行政管理部門是否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履行職責，執法權力機構框架是否順暢，執法部門是否采用統一標準，是否公平對待各類市場主體。例如，仲裁制度操作空間大，損害企業利益。仲裁委員會是由律師組成合議庭來辦案，雖然仲裁法頒布十年，但沒有具體實施細則，可操作性強，在多方利益勾連及缺乏具體法律部門監督下，辦案時間久拖不決，造成企業利益受損。
(四)市場環境
1.市場體系的公平性。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方面，仍會遭遇不少體制性和政策性障礙。
2.市場準入的透明性。仍存在制約和限制非公經濟發展的隱性壁壘。
為此，我們提出改善營商環境的對策和建議。
一要完善法律規范體系。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就是對政府和企業行為邊界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形成法治化市場經濟。要充分利用現代信息工具，建立網上信息共享平臺，實現權力清單和權力運行可視化，確保用權有效監督。要抓住審批環節這個關鍵，全面推行權力清單、負面清單、責任清單，讓政商關系界限分明。要強化法律規約，牢固樹立法治意識，將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用法律規范政府行為與企業行為，在法律框架內處理政商關系。政府和涉企部門工作人員依法用權、規范用權、秉公用權，自覺斬斷與商家的各種非法利益鏈接，杜絕權力尋租;以“敢作為、愿作為、主動作為”為導向，服務好企業。企業依法依規開展經營活動，不鉆旁門左道，不走歪門邪道，不腐蝕、不圍獵，按市場規律辦事，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要規范行政執法，嚴格按照《國務院關于印發清理規范投資項目報建審批事項實施方案的通知》的有關要求，對投資項目報建審批事項進行全面清理規范，堅決杜絕政策執行中“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現象。繼續推進簡政放權，最大限度地放權給市場和企業;減少許可事項，規范行政處罰，所有行政審批事項嚴格按照法定時限做到“零超時”。
二要優化凈化服務環境。要強化政府服務意識，全面推行行政許可和公共服務標準化，公開涉企服務事項及辦事流程，編制發布辦事指南，為非公有制企業辦事提供明確指引。提高辦事效率，實行首辦責任、限時辦結。實現企業與政府的互動交流、合作對話是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基礎，政府要大力推動各種公正透明的政商互動平臺和機制建設。主動加強和工商聯組織聯系，注重發揮工商聯組織的作用，通過座談會、通報會、交流會等形式，邀請相關部門負責人與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進行面對面交流，著力搭建政企互信、雙向交流的新平臺，實現“前門”交往和“臺面上”聯絡。建立健全服務民營企業發展問題投訴處理機制，切實維護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充分發揮非公經濟人士中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作用，緊緊圍繞經濟發展、政府改革、社會發展等熱點難點問題提出有分量的提案、建議，為黨委、政府決策提供決策參考，為非公經濟發展奠定良好的社會基礎。對行政審批涉及的中介服務事項進行全面清理，規范行政審批中介服務。
三要強化體制機制創新。要制定政商交往準則，給政商交往提供一張“明白紙”，明確政府和企業哪些應該為、哪些不能為、哪些必須為。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建立完善制度化、經常化的政企溝通機制，實現政府與企業的良性互動，讓政商關系在“清”的前提下“親”起來。推行黨政領導、相關部門聯系非公有制企業制度，健全完善重點企業掛鉤幫扶機制。要強化監督問責機制，將如何處理政商關系納入干部考核評價體系，讓為政者在制度機制的陽光下行使權力、擔負責任。完善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評價體系，對列入樣本的企業家進行綜合評價，促進他們講真話、說實情、薦真言。要堅持懲處與保護并重，鼓勵勇于擔當、敢于作為，把嚴格管理干部和熱情關心干部結合起來，推動廣大干部形成心情舒暢、充滿信心，積極有為、勇于擔當的氛圍。建立容錯機制，把干部在先行先試中出現的失誤與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旗幟鮮明地保護銳意進取、作風正派、有作為、敢作為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