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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文昌閣簡介篇一
文昌閣造型獨特，其結構為三層三檐九角不等角攢尖頂。底層為四方，二、三層為九方。頂角的劃分是將四周等分后，再將正面(西面)一條弧三等分，其余三條二等分。據考證，這種造型的閣樓為目前國內僅存。近日，文昌閣被國家文物局評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古人為什么要修建文昌閣并供奉文昌為神?文昌是什么樣的神?它與科舉文化有什么關系?
文昌神的由來
古代，科學不發達，人們不免產生宿命論和迷信思想，認為自己的前途和命運都由神在操縱。我國是多神教的國家，讀書人供奉的神就是文昌。
早在秦漢時期，我國天文學家就發現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以之作為夜間辨別方向的標志。七顆星中有四顆(第一至第四顆)排列成長方形，古人稱之為斗魁，第五至第七顆排列成一條線，稱之為斗柄(半杓)，總稱北斗七星或文曲星。
漢代，實行開科取士，設博學鴻詞科、經濟特科等，選拔有學問的人，授予官職。有的人被選中，有的人沒選中，于是，就有人把讀書人的命運與北斗星聯系起來，說什么七顆星中的第一顆叫“奎”，“奎主文章”(《孝經·授神契》)。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天官書》說：“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官(即七顆星中除一顆奎星外，其余六顆合稱文昌宮)。六顆星分別主宰人間的功名祿位，并各有名稱：“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唐宋時，讀書人為了追求功名，大都供奉組成文昌宮的六顆星。元代仁宗延佑3年(公元1320xx年)，詔封文昌宮六顆星為文昌帝君，于是開始有人立廟祀之，并把它塑成帝王之像。
貴州地處西南，元代尚未正式建省，亦未在貴州舉行鄉試(舉人考試)，故貴州境內立廟供祀文昌帝君者極少，僅有烏撒衛(轄今威寧、赫章縣地)有文昌廟一座，建于公元1324-1320xx年間，是省內最早的一座文昌廟。
明代永樂20xx年(1420xx年)，貴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舉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眾，于是，貴州各地相繼出現供奉文昌的神廟，有稱文昌祠、文昌宮、文昌閣的。
貴陽最早出現的文昌祠。在貴州宣慰司文廟左，建于明洪武初。
明嘉靖20xx年(1535年)，朝廷批準貴州在本省舉行鄉試后(在此之前，貴州生員須到湖廣、云南參加鄉試)，貴州省內相繼出現不少文昌廟。到了萬歷20xx年(1596年)貴陽新修一座文昌閣，屹立于東門月城上，閣為三層，規模最大，為全省之冠，并以其結構奇特著名全國(以上見明萬歷貴州巡撫郭子章著《黔記》及萬歷《貴州通志》)。
我國閣樓的傳統模式，一般都是四角、六角、八角。而貴陽文昌閣卻是九角。除閣的頂層表現為九角外，還有各層梁柱中處處表現九或九的倍數，如梁為81根，柱為54根，樓楞木二、三層各9根。
這是因為我國古人認為“天地之至數，始于一，終于九。”清人汪中《釋三九》云：“凡一二之不能盡者，約之以三，以見其多;三之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九，以見其極多。”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一言九鼎等，皆是以九形容極多、極高。文昌閣所以建為九角，楞木均為九的倍數，顯然含有極高、極多之義，除顯示文昌神地位最高外，也含有祝愿貴州考生在科舉考試中名列最高、人數最多之義。
魁(奎)星神的來歷
明末清初，戰亂頻仍，各省舉人進京考試，途中經歷無數艱難險阻，往往連進士也考不上，爭取考上前三名一甲進士(狀元、榜眼、探花)更是難上加難。于是，有人編造說：考生試卷經主考官評出前三名，送請皇帝作最后圈點，才能定出誰是狀元、誰是榜眼、誰是探花。有的皇帝不懂文章，甚至不看內容，隨意圈點，這當中就有神在操縱皇帝的御筆，這個神就是主宰文章的奎星。于是，考生們不僅供奉文昌，還要供奉奎星。
但奎星塑成什么形象來供奉，卻是問題。奎字的解釋，據《廣雅·釋言》載：“奎，胯也。”引申為兩足張開之義。但不可能將兩足張開塑為神像。明清之際出了一位著名學者顧炎武，他在晚年所著《日知錄·魁》中，提出解決的辦法說：“(神像)不能像奎，可改奎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形為鬼，舉足而起其斗。”道教中人根據他的這一說法，遂將魁星塑為一個鬼的形狀，魁字的大彎鉤，作為魁的左足向后翹起踢著一斗，鬼用左手捧卷，右手執筆作點定試卷的姿態。于是魁星塑像設計成功，各地文昌閣中都按此式樣，加塑了魁星神像。貴陽文昌閣的魁星神像是康熙31年(1692年)貴州巡撫衛既齊主持重修文昌閣時增塑的。
人才蔚起
清代建立政權之后，遵循“古開創之世，類以文教為治”的經驗，大力提倡尊奉文昌，因而對省城的文昌閣積極加以維修。僅康熙年間就大修兩次;一次是康熙8年貴州巡撫佟鳳彩主持;一次是康熙31年貴州巡撫衛既齊主持。現文昌閣仍保存有兩次《重修文昌閣碑記》。
也許是種巧合，就在上述官方大修文昌閣之后不久，康熙33年貴陽人周起渭(漁璜)考起了進士，其人才華出眾，名噪一起，曾典試浙江，擢侍讀學士(給皇帝講學)，充日講起居注官。康熙42年又有貴陽曹維城考取武進士第一，成為貴州第一個武狀元。這就大大鼓舞了貴州文武生員的學習情緒，出現了一浪高過一浪的追求科舉功名的熱潮。其間曾出現一些傳為佳話的科名盛事：如嘉慶時廣順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壽、鼎梅、鼎銘、鼎年皆中舉，被譽為一門四舉人。麻江縣周泰等舉人，其祖父之翰舉人，父周誠舉人，一門三代舉人。同治8年貴陽人陳燦、陳田兄弟同榜舉人，后來又都考取進士。
考文狀元最不容易，但到了光緒20xx年貴陽人趙以炯終于考取了一甲進士第一名，成為貴州第一個文狀元。若從明嘉靖20xx年貴州開科鄉試算起，那就是經過351年，貴州才算出了一個文狀元。當時貴州籍的省內外學者、生員聞之，無不引為榮幸。在京的貴陽人曾任禮部尚書的李端棻賀以聯云：“沐熙朝未有殊恩，聽鴻臚初唱一聲，九十人中先將姓名宣闕下;啟吾黔久鐘間氣，憶神仙流傳數語，五百年后果然文揚勝江南。”
在趙以炯考取文狀元之后僅隔20xx年，即光緒20xx年，貴州麻哈(今麻江)縣人夏同和又考取了文狀元，這對貴州考生是一次極大的鼓舞。但就在這時，清朝統治發生巨大變化，出現了戊戌變法高潮。光緒30年宣布停止科舉考試。
貴州兩狀元
清代貴州一共出了兩個狀元，據清朱彭壽著《舊典備征》載：清朝自順治3年開科起，至光緒甲辰停止科舉止，這258年間，共舉行殿試112科(次)，錄取狀元人數114名(其中貴州2名)，按112科計應為112名，多兩名是因順治壬辰、乙未兩科滿漢分榜，各取狀元一名，故多2名。
明清兩朝貴州產生了多少舉人進士?據民國《貴州通志·選舉志》載：
貴州自明代開科鄉試以來至清末，共有文舉人約6千名(包括明代舉人1145名)，清代舉人4800余名);共有文進士714名(包括明代進士105名，清代進士609人)。故有6000舉人，700進士的總稱。
另有武進士134名(包括明代武進士32名，清代武進士102名)。
這些舉人、進士，除一部分擔任文武官吏外，大部分從事教育工作，擔任府學教授、州學學正、縣學教諭及各級訓導、書院院長、山長，或私人開講授徒等，培養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對貴州文化、教育的奠基、開拓、發展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文昌神廟的興衰
貴州舉人、進士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的同時，作為科舉制度產物的文昌閣神廟也隨之興旺起來，認為人才蔚起與文昌庇佑有關。如雍正時任貴州巡撫的張廣泗重修貴陽文昌閣后，題一聯云：“盛世車書環斗極，遐方文物應奎垣。”
明代貴陽城區只有文昌閣兩座，鄉間無文昌閣。清代貴陽城區發展為9座，各鄉發展為25座，城鄉共計34座。數量之多，居各種神廟之冠。與民間較為流行的關帝廟和觀音寺相比較，明清兩代貴陽城鄉共有關帝廟24座、觀音寺19座，遠不如文昌閣之盛(《貴陽市志·宗教志》)。
1920xx年辛亥革命勝利，清朝統治結束，千百年來的科舉制度隨之告終，文昌神也漸失去信眾。民國成立，各種神廟漸被打倒。貴陽境內的文昌神廟有的改辦學校，有的改作公房，有的變為民宅，陸續消失，貴州各縣情況也大致相同。貴陽惟東門月城上的文昌閣，民國時期常被軍隊駐扎，并一度改作監獄。解放初期曾設文昌小學于內，因此，神像等雖被拆除，房屋舊貌基本保存下來。
貴州文昌閣簡介篇二
貴陽東門的文昌閣，是我國千百年來實行科舉制度的產物，它建于十六世紀末(公元1596年、明萬歷20xx年)，迄今已有400余年的歷史。
文昌閣造型獨特，其結構為三層三檐九角不等角攢尖頂。底層為四方，二、三層為九方。頂角的劃分是將四周等分后，再將正面(西面)一條弧三等分，其余三條二等分。據考證，這種造型的閣樓為目前國內僅存。近日，文昌閣被國家文物局評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古人為什么要修建文昌閣并供奉文昌為神?文昌是什么樣的神?它與科舉文化有什么關系?
文昌神的由來
古代，科學不發達，人們不免產生宿命論和迷信思想，認為自己的前途和命運都由神在操縱。我國是多神教的國家，讀書人供奉的神就是文昌。
早在秦漢時期，我國天文學家就發現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以之作為夜間辨別方向的標志。七顆星中有四顆(第一至第四顆)排列成長方形，古人稱之為斗魁，第五至第七顆排列成一條線，稱之為斗柄(半杓)，總稱北斗七星或文曲星。
漢代，實行開科取士，設博學鴻詞科、經濟特科等，選拔有學問的人，授予官職。有的人被選中，有的人沒選中，于是，就有人把讀書人的命運與北斗星聯系起來，說什么七顆星中的第一顆叫“奎”，“奎主文章”(《孝經·授神契》)。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天官書》說：“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官(即七顆星中除一顆奎星外，其余六顆合稱文昌宮)。六顆星分別主宰人間的功名祿位，并各有名稱：“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唐宋時，讀書人為了追求功名，大都供奉組成文昌宮的六顆星。元代仁宗延佑3年(公元1320xx年)，詔封文昌宮六顆星為文昌帝君，于是開始有人立廟祀之，并把它塑成帝王之像。
貴州地處西南，元代尚未正式建省，亦未在貴州舉行鄉試(舉人考試)，故貴州境內立廟供祀文昌帝君者極少，僅有烏撒衛(轄今威寧、赫章縣地)有文昌廟一座，建于公元1324-1320xx年間，是省內最早的一座文昌廟。
明代永樂20xx年(1420xx年)，貴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舉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眾，于是，貴州各地相繼出現供奉文昌的神廟，有稱文昌祠、文昌宮、文昌閣的。
貴陽最早出現的文昌祠。在貴州宣慰司文廟左，建于明洪武初。
明嘉靖20xx年(1535年)，朝廷批準貴州在本省舉行鄉試后(在此之前，貴州生員須到湖廣、云南參加鄉試)，貴州省內相繼出現不少文昌廟。到了萬歷20xx年(1596年)貴陽新修一座文昌閣，屹立于東門月城上，閣為三層，規模最大，為全省之冠，并以其結構奇特著名全國(以上見明萬歷貴州巡撫郭子章著《黔記》及萬歷《貴州通志》)。
我國閣樓的傳統模式，一般都是四角、六角、八角。而貴陽文昌閣卻是九角。除閣的頂層表現為九角外，還有各層梁柱中處處表現九或九的倍數，如梁為81根，柱為54根，樓楞木二、三層各9根。
這是因為我國古人認為“天地之至數，始于一，終于九。”清人汪中《釋三九》云：“凡一二之不能盡者，約之以三，以見其多;三之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九，以見其極多。”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一言九鼎等，皆是以九形容極多、極高。文昌閣所以建為九角，楞木均為九的倍數，顯然含有極高、極多之義，除顯示文昌神地位最高外，也含有祝愿貴州考生在科舉考試中名列最高、人數最多之義。
魁(奎)星神的來歷
明末清初，戰亂頻仍，各省舉人進京考試，途中經歷無數艱難險阻，往往連進士也考不上，爭取考上前三名一甲進士(狀元、榜眼、探花)更是難上加難。于是，有人編造說：考生試卷經主考官評出前三名，送請皇帝作最后圈點，才能定出誰是狀元、誰是榜眼、誰是探花。有的皇帝不懂文章，甚至不看內容，隨意圈點，這當中就有神在操縱皇帝的御筆，這個神就是主宰文章的奎星。于是，考生們不僅供奉文昌，還要供奉奎星。
但奎星塑成什么形象來供奉，卻是問題。奎字的解釋，據《廣雅·釋言》載：“奎，胯也。”引申為兩足張開之義。但不可能將兩足張開塑為神像。明清之際出了一位著名學者顧炎武，他在晚年所著《日知錄·魁》中，提出解決的辦法說：“(神像)不能像奎，可改奎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形為鬼，舉足而起其斗。”道教中人根據他的這一說法，遂將魁星塑為一個鬼的形狀，魁字的大彎鉤，作為魁的左足向后翹起踢著一斗，鬼用左手捧卷，右手執筆作點定試卷的姿態。于是魁星塑像設計成功，各地文昌閣中都按此式樣，加塑了魁星神像。貴陽文昌閣的魁星神像是康熙31年(1692年)貴州巡撫衛既齊主持重修文昌閣時增塑的。
人才蔚起
清代建立政權之后，遵循“古開創之世，類以文教為治”的經驗，大力提倡尊奉文昌，因而對省城的文昌閣積極加以維修。僅康熙年間就大修兩次;一次是康熙8年貴州巡撫佟鳳彩主持;一次是康熙31年貴州巡撫衛既齊主持。現文昌閣仍保存有兩次《重修文昌閣碑記》。
也許是種巧合，就在上述官方大修文昌閣之后不久，康熙33年貴陽人周起渭(漁璜)考起了進士，其人才華出眾，名噪一起，曾典試浙江，擢侍讀學士(給皇帝講學)，充日講起居注官。康熙42年又有貴陽曹維城考取武進士第一，成為貴州第一個武狀元。這就大大鼓舞了貴州文武生員的學習情緒，出現了一浪高過一浪的追求科舉功名的熱潮。其間曾出現一些傳為佳話的科名盛事：如嘉慶時廣順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壽、鼎梅、鼎銘、鼎年皆中舉，被譽為一門四舉人。麻江縣周泰等舉人，其祖父之翰舉人，父周誠舉人，一門三代舉人。同治8年貴陽人陳燦、陳田兄弟同榜舉人，后來又都考取進士。
考文狀元最不容易，但到了光緒20xx年貴陽人趙以炯終于考取了一甲進士第一名，成為貴州第一個文狀元。若從明嘉靖20xx年貴州開科鄉試算起，那就是經過351年，貴州才算出了一個文狀元。當時貴州籍的省內外學者、生員聞之，無不引為榮幸。在京的貴陽人曾任禮部尚書的李端棻賀以聯云：“沐熙朝未有殊恩，聽鴻臚初唱一聲，九十人中先將姓名宣闕下;啟吾黔久鐘間氣，憶神仙流傳數語，五百年后果然文揚勝江南。”
在趙以炯考取文狀元之后僅隔20xx年，即光緒20xx年，貴州麻哈(今麻江)縣人夏同和又考取了文狀元，這對貴州考生是一次極大的鼓舞。但就在這時，清朝統治發生巨大變化，出現了戊戌變法高潮。光緒30年宣布停止科舉考試。
貴州兩狀元
清代貴州一共出了兩個狀元，據清朱彭壽著《舊典備征》載：清朝自順治3年開科起，至光緒甲辰停止科舉止，這258年間，共舉行殿試112科(次)，錄取狀元人數114名(其中貴州2名)，按112科計應為112名，多兩名是因順治壬辰、乙未兩科滿漢分榜，各取狀元一名，故多2名。
明清兩朝貴州產生了多少舉人進士?據民國《貴州通志·選舉志》載：
貴州自明代開科鄉試以來至清末，共有文舉人約6千名(包括明代舉人1145名)，清代舉人4800余名);共有文進士714名(包括明代進士105名，清代進士609人)。故有6000舉人，700進士的總稱。
另有武進士134名(包括明代武進士32名，清代武進士102名)。
這些舉人、進士，除一部分擔任文武官吏外，大部分從事教育工作，擔任府學教授、州學學正、縣學教諭及各級訓導、書院院長、山長，或私人開講授徒等，培養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對貴州文化、教育的奠基、開拓、發展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文昌神廟的興衰
貴州舉人、進士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的同時，作為科舉制度產物的文昌閣神廟也隨之興旺起來，認為人才蔚起與文昌庇佑有關。如雍正時任貴州巡撫的張廣泗重修貴陽文昌閣后，題一聯云：“盛世車書環斗極，遐方文物應奎垣。”
明代貴陽城區只有文昌閣兩座，鄉間無文昌閣。清代貴陽城區發展為9座，各鄉發展為25座，城鄉共計34座。數量之多，居各種神廟之冠。與民間較為流行的關帝廟和觀音寺相比較，明清兩代貴陽城鄉共有關帝廟24座、觀音寺19座，遠不如文昌閣之盛(《貴陽市志·宗教志》)。
1920xx年辛亥革命勝利，清朝統治結束，千百年來的科舉制度隨之告終，文昌神也漸失去信眾。民國成立，各種神廟漸被打倒。貴陽境內的文昌神廟有的改辦學校，有的改作公房，有的變為民宅，陸續消失，貴州各縣情況也大致相同。貴陽惟東門月城上的文昌閣，民國時期常被軍隊駐扎，并一度改作監獄。解放初期曾設文昌小學于內，因此，神像等雖被拆除，房屋舊貌基本保存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