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曾試圖在平淡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寫一篇文章。寫作是培養人的觀察、聯想、想象、思維和記憶的重要手段。寫范文的時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優秀范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收取借讀費是否合理 取消借讀真的不可以借讀了嗎篇一
二．公益事業越來越難組織。近兩年，政府雖然加大了農業投入，但要真正搞好農村公益事業，目前靠的主要還是農民自己。各種稅費取消后，農村允許收的就只有“一事一議”。有些地方規定，一事一議收費的原則是“有事就議，無事不議”，必須征得大多數人同意，而且最高不超過人平15元。這個規定看起來很簡單，其實鄉村干部很難操作。矛盾主要有三：一是程序有矛盾，必須要大多數人同意才行，這“大多數”人怎么界定？一個組的“一事一議”商定，“大多數人”是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人呢？還是指實際人口數？或者到會人數？個別人為了個人利益不同意又怎么辦？實際上在農村只要有個別人不出錢，事情就很難辦成，所謂的議事其實也是一紙空文。筆者所在的村民小組，準備硬化公路，僅僅只有幾戶不同意，至今只好擱淺；二是方案有矛盾，比如農村的許多機耕路，是為農田服務的，修路籌資自然按田分攤。如果按人分擔，那些人多田少的自然不干，本來30年不變的農田承包政策使許多人及時分不到田，這部分人本身就吃了虧，再加重其負擔也不合情理，何況有些地方按田分擔根本沒有矛盾，政府又何必去強加一個按人收取，強行扣上一個“負擔不合理”的帽子？三是數目有矛盾，比如筆者所在的村，經村民代表會議決定硬化村主干道3.8公里，共需資金53.2萬元，政府撥款34.2萬元，尚差19萬元。我村共有人口850人，按人平收取15元計算，共可收1.275萬元，如果按此速度收取，共需15年。而實際上，村里居民的生活水平兩年要籌集這筆錢根本沒問題，但是于法不容。
三．土地糾紛越來越難處理。前幾年，為了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政府提倡土地延包30年不變。其實那時侯由于各種負擔太重，農民根本就不愿意要田地，大多數農民都拒簽合同。為了響應上面的政策，鄉村干部只好造假合同應付上面的檢查。田土多的農戶紛紛擱荒，欠下一大筆稅費。而田土少的農戶，更不愿攬個包袱。人地分配相當不均衡。農業稅取消后，什么負擔幾乎沒有了，中央還有一系列的補助，各地開始出現爭地現象。人多地少的要求分地，人少地多不愿意拿出來，這時候他們拿出政策來保護自己：30年不變啊。特別是一些農村的新生兒，如果說以前人多地少的農戶是自違的話，那么這些新生兒，是誰剝奪了他們半生享有土地的權利？還有征地矛盾，以前農民覺得土地是種累贅，只要減免他們的負擔，地價都沒有過高的要求，現在他們覺得土地艱貴了，不再輕易轉讓土地。一些地方必要的建設征地，就成了難題。比如某鄉某村有兩個組，一個組稅改前農民征收的土地價是水田5000元/畝。據說依據是按每年農業稅及附加稅最高100元/畝估計，50年政府應該收5000元。本來農民要交稅的，這下不但不交，還有收益，皆大歡喜。另一個組是免稅后征地的，農民都知道打算盤了：現在糧價翻倍了，每畝包括政府的各種補助至少收益900元左右。50年就要4.5萬元哦，并且還意味著永遠失去田地。所以他們索要高價！而前一個組的群眾想不通啊，只相差一年時間，他們感覺自己太吃虧了，又紛紛去強行奪回自己的田地。現在許多地方都出現已被征地農民索要田地現象，基層政府很難應付。
四．基層組織越來越難運轉。很長一段時間，稅費收入一直是鄉村基層組織經費的重要保證。取消各種收費后，鄉村組織已是舉步為艱。鄉鎮干部以前的待遇主要靠工資收入和鄉鎮補貼。現在大部分鄉鎮沒有了經濟收入，干部也就不可能發多少補貼。光靠工資收入的鄉鎮干部自然成了困難戶。就拿我鄉來說，干部工資最高的也就1500多元，最低的只有700多。而當地農民在外打工的平均工價是1800元/月。造成鄉鎮干部大多不安心于本職工作。特別是鄉村債務，已成為基層政府極不穩定的隱患。現在幾乎所有的鄉鎮都有債務，一般的都有好幾百萬！不要談償還債務，正常的辦公都已無法運轉。個別鄉鎮，已到了干部食堂都無法保證的地步。雖然上級政府在極力想辦法化解鄉村債務，問題是這樣的體制下去，繼續增長的債務又怎么辦？如果不能對癥下藥，恐怕永遠會有化解不完的鄉村債務。另外，公益事業也成為鄉鎮一個極為頭疼的問題，在村里，還可以搞一事一議多少籌點，但鄉鎮又上哪里去籌？以前在鄉鎮，暗地里都有一個這樣的規矩：鄉鎮每年在上繳的費用中，要拿出一部分獎勵村干部，村干部倒是尚能聽命于鄉鎮政府。沒有了這些費用，鄉村矛盾也逐步顯露出來。實行村民自治后，鄉鎮對村干部沒有任免權，沒有了經濟往來，許多村干部有了占山為王的思想。有人把一些資力較老的村支書叫做“土皇帝”。凡事他不聽上級指揮。而你又無可奈何。現在鄉鎮布置村干部工作任務，幾乎沒人聽。就連農民負擔卡，包村干部都只好自己幫村干部填寫、發送、張貼。
筆者通過對鄰近幾個鄉鎮的調查，發現這些矛盾比較尖銳。怎樣來解決？個人認為要做好以下幾點：
一．稅費尾欠要合理征收。稅費尾欠的成因比較復雜，各地差異不同，實際情況不盡相同，只能因地而異。“收”、“消”、“減”、“免”。“收”就是對有償還能力、惡意拖欠的農戶依法清收；“消”就是鼓勵有勞力剩余的農戶以勞代資，既減輕了農戶負擔，又增加了集體收益，第一年共用這種形式鼓勵村民荒山造林200多畝，不僅收回上繳2萬多元，而且10年之后集體可創收200多萬元；“減”就是召開村民代表會，討論減免部分受災戶的稅費；“免”就是用同樣的方式免去個別特困戶的稅費；
二．公益事業要合理規范。由于鄉村債務沒有化解到位，各種稅費又不準收，許多村只好在“一事一議”上開口子。而上面往往只強調標準，只要不觸“高壓線”，而忽略監督。許多村干部按照上面的要求，造假會議記錄，假村民代表簽名以達到其目的。“一事一議”的征收應該法制化，讓執行者有法可依。在人地矛盾沒有解決的前提下，征收的方案必須因地而異，否則不但不能解決矛盾，反之會激發矛盾。對于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地方，經過村民代表的同意，和上級組織的審核，要允許特例存在，否則會制約一些地方的發展。
三．土地矛盾要合理完善。政府應該逐步探索新的形式下新的土地政策。雖然農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但實際上農民擁有了所有權。如果農民不同意，誰敢強行征地？農民的宅地基誰敢侵占？承包期滿后外地居民誰敢來承包？城里的一些無業居民，同是國家公民，為什么就不能享受這一優越的國家資源？還有一些矛盾，比如一些企業征了農民的地，經營期限是50年。50年后怎么辦？如果企業不再續征了，農民面對那些鋼筋水泥如何耕種？假如企業續征，農民有意天價又怎么辦？要解決這些問題，政府必須逐步探索實行農村土地私有化，讓土地可以流轉。會經營的農民可以進城定居，城里的失業者可以到農村買地耕種。同時，農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長相互流動。這樣可以有效緩解城鎮的失業壓力，可以有效利用自然資源，減少土地閑置。同時可以避免農村長期存在的人地矛盾。
四．基層組織要合理設置。現在鄉鎮隊伍的龐大，與早些年農民負擔過重有很大的關系，稅費收不上來，鄉鎮就不得不增加人手。以前鄉鎮干部的工作主要以稅費收繳為主，取消稅費后，鄉鎮人員明顯多余。許多鄉鎮干部面臨失業。許多地方在喊鄉鎮政府由“命令型”向“服務型”轉變，實際上是一種害怕失業的恐慌的托辭。鄉鎮干部大多來自于高等院校，許多人根本沒種過田，又怎樣去指導種田？許多人根本就沒經過商，又怎么能去指導農民發家致富？與其讓許多人都坐在一起吃不飽，不如分一部分人出去另尋門路。村干部人員同樣過剩，鄉鎮、村組合并迫在眉睫，鄉村干部職數精簡迫在眉睫。另外，還應該改變村干部的任免方式，和村干部薪酬的發放形式，其他村干部必須按績論酬，以確保政令通暢。
收取借讀費是否合理 取消借讀真的不可以借讀了嗎篇二
2009年的2月2日，財政部、國家發改委下發通知中表示，義務教育階段借讀費2009年起取消。從2004年起，北京市對義務教育階段進城務工就業農民的子女就已全面免收借讀費，但外來人口中的城鎮戶籍學生，需要繳納借讀費。取消借讀費之后，無論是農民工子女還是外地城鎮戶籍人員子女在北京公辦校借讀時，都可免交借讀費。借讀費的存由到底是什么，是否是一種“外來歧視政策”?取消借讀費的政策能否得到有效地執行?借讀費取消了，學校是否還會設立其他名目的費用來抬高外地戶籍學生進入學校的門檻?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社會政策研究室主任楊團就這些話題進行了解讀。
借讀費是當年設立的行政門檻保護當地公共資源
主持人：您認為為什么會存在“借讀費”這樣一個收費制度，它所反應出的問題是什么? 楊團：實際上借讀費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出現的，人口大量流動，這和原來按地域、按地區上學的制度發生了一定的沖突，所以當時借讀費實際上是一個“行政門檻”，考慮到那個時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還有很多學校學生名額是比較緊張的，班級沒有那么多空位。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和外地人口涌入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引起北京一些公共資源捉襟見肘，這種情況下北京立了一個“門檻”，這個“門檻”主要是為了保護北京的公共資源不要被來自外地的人員沒有代價地享用。
主持人：這種“代價”具體指什么? 楊團：沒有代價的享用指的是，不為城市建設交一點點錢，不納稅，不給公共資源投資就享用城市的公共資源。當時還有一些大城市有“藍印戶口”，外地人進入這些城市比如深圳、上海，當時規定在當地注滿幾年給就給戶口，也要求在戶口名下要有一定額度的存款。
這樣的規定是為了讓市民了解，你為這個城市做出一定的貢獻，尤其是納稅了多少，戶口其實是提供了一個可以享受公共資源的憑證。所以如果不是北京戶口的外地人，沒有給北京這個城市做過貢獻，也就不能享受到北京的公共資源。所以當時這樣的提法是有道理的。
建國后的中國還沒有實行納稅制，在改革開放以前是計劃體制，每個地區有多少人口，公共資源按照人口做配比。這些人口給當地創造了資源，資源配比是全國一盤棋、做一個規劃。這個情況到了改革開放早期就發生了變化，這個資源不是由中央政府統一完全配給，而是地方政府開始有自己獨立的資源。這個制度再往前走就是分稅制，到了分稅制的時候，地方的獨立資源有法律確定，地方可以根據自己地區經濟發展的情況來抽稅。也就是說一個地方富裕的話，要靠這個地方的老百姓共同努力才能富裕。
市場體制和計劃體制最大的一個不同，就是市場體制下每個地方的社區公共資源都是當地老百姓共同創造的結果。因為每個地方的創造效益是不一樣的，所以地方的富裕程度有差距。
改革開放的中后期已經有了稅收，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稅收，稅收是一種權力，甚至有自己收費的權力。
借讀費的取消是身份地域歧視的消除社會資源有條件開放
主持人：現在全面取消借讀費的原因是什么? 楊團：我們說戶口和納稅是一種對城市做出貢獻的憑證，但是改革開放后期到現在的情況是，大量的低收入者包括農民工、外地打工者等涌入大城市，這些人的收入低，很多人的收入都在個稅起征點之下，收入所得稅是不用納了。但是他們工作了若干年也沒有拿到戶口，什么東西能作為憑證證明他們為這個城市做出了一份公共貢獻呢?收入低的人戶口和納稅兩個憑證都沾不上邊，可是他們都做貢獻了，有些人在北京呆了很多年，怎么辦? 所以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費用開始取消，尤其是外地戶籍學生的借讀費。比如北京市2004年對農民工子女的借讀費全免，現在外地城鎮戶籍的孩子借讀也不收費用了，政府不再設立行政杠來認證個人對社會公共資源作出的貢獻，社會公共資源向所有人平等公開地開放，這樣其實等于取消了身份歧視和地域歧視。第一，從社會角度講維護了社會公平和公正，維護了人人平等的原則。第二。從行政法律和法規來講是一個行政體系改革當中很具體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