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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在地方治政、守邊皆有成績。其文學成就突出。他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對后世影響深遠。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范仲淹的介紹，歡迎大家分享。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漢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教育家，世稱“范文正公”。仁宗時，擔任右司諫。景祐五年(1038年)，在西夏李元昊的叛亂中，與韓琦共同擔任陜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針，協助夏竦平定叛亂。慶歷三年(1043年)富弼、韓琦等人參與“慶歷新政”。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等十項改革建議。歷時僅一年。后因為遭反對，被貶為地方官，輾轉于鄧州、杭州、青州，晚年知杭州期間，設立義莊，皇佑四年(1052年)病逝于徐州，謚文正。著有《范文正公文集》。

《宋史·范仲淹傳》云：“仲淹泛通六經，長于《易》。”范仲淹文學素養很高，寫有不少著名作品，包括《嚴先生祠堂記》及《岳陽樓記》等，后者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更為千古名句。除此之外，也留下了眾多膾炙人口的詞作，如《漁家傲》、《蘇幕遮》，蒼涼豪放、感情強烈，為歷代傳誦。歐陽修曾稱漁家傲為“窮塞外之詞”。著作為《范文正公集》。范純仁是他的次子，父子都當過宰相。

“彼希聲之鳳皇，亦見譏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于魯人。鳳豈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焚而可變，孰為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在答友人梅堯臣的《靈鳥賦》中強調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更是彰顯了古代士大夫為民請命的凜然大節(即所謂“知識分子的良知”不同今日)。

散文

宋建國至仁宗七十多年來，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謹，浮華奢靡的背后潛伏著種種危機。范仲淹洞破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重視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張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關系到社會風俗的醇厚訛薄、國家的興衰成敗。在經世濟時思想的影響下，范仲淹反對宋初文壇的柔靡文風，提出了宗經復古、文質相救、厚其風化的文學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點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價值取向上與揚雄、王勃、韓柳以及宋初復古文論一樣，具有歷史意義和復古精神，對宋初文風的革新具有積極作用。

散文創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書信居多，陳述時政，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蘇軾曾評價《上政事書》“天下傳誦”；《靈烏賦》一文，“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國古代哲人爭自由的重要文獻；名篇《岳陽樓記》，借作記之機，規勸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記敘、寫景、抒情、議論為一體，動靜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為雜記中的創新，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為千古名句。

詩歌

詩歌上，范仲淹主張“范圍一氣”、“與時消息”。范仲淹繼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氣”，又將曹丕的“文氣說”、陸機、鐘嶸的“感物說”和“天人合一”的詩學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認為，詩人創作的沖動與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氣”，感于萬物并通過萬物體現出來。范仲淹的“與時消息”則繼承了劉勰的“為情而文”觀和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把政治教化和為情造文有機有機結合起來，范仲淹批判宋初詩壇的盲目模仿之風和無病呻吟之態，主張詩歌創作要忠于生活現實，符合時事，不為空言。

范仲淹詩歌存世305首，內容非常廣泛，或言志感懷，抒寫偉大的政治抱負；或關注民生，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或紀游山水，歌頌祖國大好河山；或詠物寄興，展現自己的人格操守。詩意淳語真，藝術手法多樣，以清為美的特點尤為突出，以文為詩、議論化的傾向非常明顯，同時注意白描手法和疊字的運用，與當時的白體、晚唐體及西昆體相比，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為宋初詩歌由唐音向宋調轉變的重要一環。

詞

明代范仲淹畫像范仲淹詞作存世共五首，雖然數量較少，但首首膾炙人口，在宋詞的發展中起著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國至宋仁宗，生活享樂漸成風尚，以艷情為主要創作話題的歌詞亦趨向繁榮。范仲淹于仁宗年間登上詞壇，其詞作內容和風格豐富多樣，有直接寫艷情者，也有跳出艷情之外者，正是過渡時期遺留下來的深刻痕跡。

《漁家傲·秋思》一詞，反映了邊塞生活的艱苦，表達了作者反對入侵、鞏固邊防的決心和意愿，同時還表現出外患未除、功業未建、久戍邊地、士兵思鄉等復雜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詞這一新的詩體形式來描寫邊塞生活，唐人韋應物的《調笑令·胡馬》雖有“邊草無窮日暮”之句，但沒有展開，且缺乏真實的生活基礎，因而，范詞實際上是邊塞詞的首創。不僅如此，這首詞的內容和風格還直接影響到宋代豪放詞和愛國詞的創作，為詞世界開辟了嶄新的審美境界，也開啟了宋詞貼近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創作方向。《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和《定風波·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制》兩詞，讀史、詠風景，題材寬泛，與艷情無關，與北宋前期詞壇的創作風格合拍，表現了從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壇衰變的一個過程。

范仲淹的艷情之作（《蘇幕遮·懷舊》、《御街行·秋日懷舊》），總是寫出一種宏大的時空背景，與同時代其他詞人“小圓香徑”、“庭院深深”的狹深環境迥然不同。而沉摯真切、婉麗動人的風格，也極大地改變了宋人的創作觀念，引導著詞壇創作風氣的轉移，對后世詞壇產生著深刻影響。

教育方略

詔令辦學圖范仲淹繼承和發展了儒家正統的教育思想，把“興學”當作是培養人才、救世濟民的根本手段。在《上執政書》中，范仲淹明確提出“重名器”（慎選舉、敦教育），把當時科舉以考試取人、而不在考試之先育人，比之為“不務耕而求獲”，主張“勸學育才”，恢復制舉并使之與教育相銜接。慶歷年間主政時，范仲淹再次提出“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著力改革科舉考試制度、完善教育系統、加強學堂管理，各地亦奉詔建學，地方學堂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時謂“盛美之事”。

師資選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師執教、經實并重。范仲淹注重對教師的培養和選拔，把“師道”確立為教育的重心，他推薦的名師胡瑗、李覯等，皆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學內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經”，以儒家經典培養能通達“六經”、悉經邦治國之術的人才[173]；同時注意兼授諸算學、醫藥、軍事等基本技能，培養具有專門知識、技能的實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體力行，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足跡所涉，無不興辦學堂，教澤廣被；晚年又設義田、建義學，對族中子弟實行免費教育，激勸“讀書之美”，范氏義學在教化族眾、安定社會、優化風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開啟了中國古代基礎教育階段免費教育的新風尚。

書法成就

范仲淹善書。黃庭堅《山谷題跋》中云：“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沉著，極近晉宋人書。”又云：“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蓋正書易俗，而小楷難于清勁有精神。朱長文《續書斷》謂仲淹晚年學王羲之《樂毅論》，亦一代之墨寶也。明唐錦《龍江夢余錄》評范仲淹書極端勁秀麗，無毫鋩縱逸之態。”清高士奇也稱范仲淹書法“挺勁秀特，肖其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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