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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隨5·12汶川地震災后重建的快速發展進程，地震傷殘兒童進入了互聯網應用的活躍期。研究選取集中就學和分散就近入學兩種類型的傷殘兒童為調查對象，分析傷殘兒童的互聯網應用行為，探討“網絡交互”對其人際交往行為的影響；在描述傷殘兒童“網絡交互”的對象、行為表現、問題成因的基礎上，討論如何合理利用互聯網滿足傷殘兒童的人際交往需要等應對策略。

關鍵詞：傷殘兒童；人際交往；互聯網

中圖分類號：：ａ文章編號：

收稿日期：

基金項目：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汶川地震致殘兒童的數字化學習支持研究》

作者簡介：羅江華（1968-），四川人，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教育學原理、教育技術學；

地震傷殘兒童是殘疾人群體中不可忽視的一個群體。2008年汶川地震中傷殘的兒童，主要為肌肉和骨骼異常型的肢體殘疾；從健全人突變為殘疾人，地震傷殘兒童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創傷。有研究強調傷殘學生的心理康復是一個長期過程，需建立跟蹤機制，以指導他們的人際交往和學習、生活的適應問題；[1]幾年過后，部分步入青春期的傷殘兒童仍然存在自卑感、孤獨感、敏感等負面情緒累積的情況，需要經常性、長期性的安撫和關注。[2]

災后重建過程中，為殘疾人提供可用的軟件和互聯網信息服務的工作得到了快速發展；社區公共電子閱覽室、校園綠色網吧等優先作為傷殘兒童的文化娛樂場所；[3]在一般性的觀念預設中，因肢體殘缺和心理創傷，地震傷殘兒童的人際交往范圍和質量受到了影響；人們期望基于互聯網應用的人際交往能給予地震傷殘兒童持續的支持，最終引導其回歸主流社會，使其適應社會化的要求。不論是鼓勵“網路暢游”的舉措，或是傷殘兒童自發參與的互聯網應用活動，對他們的人際交往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將此問題擴展，主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地震傷殘兒童處于怎樣的一種互聯網應用環境，與之相應的后果是什么？其二，“網絡交互”與日常人際交往是否存在交集，存在怎樣的差異？其三，就提升人際交往水準而言，如何引導傷殘兒童合理利用互聯網？本研究正是基于對上述問題的追問而形成。

本研究對d市和g市35所學校中的肢體傷殘兒童進行了調查，選取小學四年級到高中三年級的191名中小學生，年齡在10到18歲之間；小學生70人，初中生65人，高中生56人；其中，d市的學生有123人，除有本地學生23人外，其余來自其他市或縣，都集中在一所有無障礙設施的九年制學校就讀；g市的學生有68人，全部為本地人，就近選擇在34所學校隨班就讀。

回收有效問卷191份，依照集中就讀、分散就近入學兩種就學模式對樣本進行了區分；研究所使用的自編量表問卷，參照了鄭日昌教授主編的《中學生心理診斷》，將其中人際關系測量表和人際交往能力的自我評定兩個量表結合，對其進行了適當的修改，用以測量傷殘兒童互聯網應用與人際交往水平之間的關系；“網絡交互”部分的問卷，主要指標涉及互聯網應用的頻率、時間長度、內容、形式等信息。

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活動涉及不同年齡段的傷殘兒童22人、教師9人、家長8人；對其中的22名學生（集中于一所學校就讀12人、分散就近入學10人）進行了長達一年的追蹤訪問；并收集傷殘兒童就讀學校、所在社區的基本信息，了解兒童傷殘等級及康復狀況、家庭經濟狀況、家長文化教育背景、社區互聯網普及程度和學校的網絡應用環境等信息。

1.以“熟人”為主要交往對象

研究以訪談時被訪者最近一個月作為基本時間單位，要求被訪者填寫在此時間段內網絡交往對象的頻次；如果被訪者認為最近一個月的時間段不能有效體現自己應用互聯網的活動規律，可選擇另外的時間段，但需要在訪問表上注明。

從表1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傷殘兒童“網絡交互”的對象，按交往頻次排序，依次為“好友、網友、同學、老師和父母”；日常生活中的好友，亦是網絡交往中的主要對象；“網友”是在網絡游戲、聊天或其他網絡活動中結識且知曉對方身份的；足見傷殘兒童的網絡交往活動，與“熟人”的互動頻率是比較高的。

d市的九年制學校集中就讀的傷殘學生之間的交往程度更高，從學生提供的qq好友清單也可以看出，同學、好友是其主要成員；g市分散就讀的傷殘學生排定的交往對象依次為“好友、父母、同學、網友、老師”，因多數學生的父母外出務工，他們通過網絡與父母的互動反而要多一些；d市集中就讀學生的網絡活動，與老師的網絡溝通相比多一些，與網絡陌生人的交往頻率相對低一些，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學校對兒童上網監管力度的程度不同。

總體而言，傷殘兒童利用互聯網展開的人際交往，其互動對象在向度、廣度、深度、頻度上隨年齡都會有所變化。低齡傷殘兒童往往受游戲、同伴喜好的影響，其“網絡交互”過程“熟人”的指向性非常明確，傷殘兒童在互聯網上的互動與現實生活中面對面的交流在向度、廣度、深度、頻度等維度上并無較大差異。進入中學后，與低齡兒童多與“熟人”交往的特點相比，這部分兒童“與誰交往”的選擇性并不強，“網絡交互”過程“陌生人”的指向性增強，人際交往活動對互聯網的依賴度提高。

表2為互聯網應用頻次（單次時長超30分鐘）的統計信息。d市的九年制學校為集中就讀的傷殘兒童提供了專門的電子閱覽室，香港“無國界”社工組織派出常駐學校的義工對傷殘兒童的互聯網應用活動提供輔助；傷殘兒童平均每月上網次數（每次超過30分鐘）“7至9次”及其以上占到79%。由于有學校老師和義工的輔助，提供有較為細致的互聯網應用指導，傷殘兒童接觸網絡的主要場所仍以學校為主，單次上網一般不超過一節課的時長。其中，男女生的上網頻率、時長、活躍度均沒有顯著差異。

g市分散就讀的傷殘兒童平均每月上網次數以“4-6次”最多，占51%；但因上網的時間集中在周末，上網地點多在學校開放的網絡教室或臨近的網吧，多數傷殘兒童單次上網時長超過1個小時。其中，男生平均每月的上網次數明顯多于女生，男生的互聯網操作能力普遍較女生強；相對于女生，男生在現實生活中遇到困難且缺乏充分支持時，他們更傾向于網絡求助；同時，男生在“網絡交互”中往往表現得更為熱情、積極和好奇。

傷殘兒童的“網絡交互”主要以社會性交互軟件的使用為媒介，其中qq的聊天軟件、qq空間又是其主要工具；擁有智能手機的傷殘兒童往往一打開手機即掛上qq軟件，利用qq空間發表日志、照片和回帖等活動，這占據傷殘兒童上網的大量時間。表3的數據顯示，網絡游戲亦是傷殘兒童上網的主要喜好；許多孩子因喜歡同一款游戲而成好友，女生參與的也不在少數。年齡較長的傷殘兒童會經常使用電子郵件、網絡論壇等，但學習交互平臺的使用僅局限于有學習任務的情形下。

受訪的傷殘兒童，多把擺脫孤獨作為“網絡交互”的首要目標；與面對面交流時的回避、被動等情況不同，傷殘兒童利用“網絡交互”時，更愿意談論“隱私”問題。香港“無國界”社工組織在d市為傷殘兒童提供心理輔導及情緒支持等服務也較多利用了“網絡交互”方式：“大朋友們”利用網絡與傷殘兒童保持聯系，獲得了大量傷殘兒童身體康復、心理發展的相關信息。受訪的家長和老師認為，與正常兒童不受約束的課外活動范圍和活動能力相比，傷殘兒童既無法參與學校的大部分體育活動，亦無法在兒童日常生活游戲中獲得優勝，實質上這些孩子在實際生活中處于交往的弱者地位。這就不難分析，為什么傷殘兒童更易于迷上“網絡交互”，從虛擬世界中找尋理解和對自我價值的肯定。

依賴于“他者”來獲得自我認同感受，以促進個體的自我意識的不斷完善與發展，是個體社會化的重要環節。[4]地震傷殘兒童對現實生活中“他者”的反饋、評價極其敏感，而“網絡交往”的身份隱匿特性，相當程度上滿足了傷殘兒童人際交往的自我滿足體驗；但是，在缺乏監管的情形下，“網絡交互”的負面影響亦不可小視。

傷殘兒童通過“網絡交互”獲取人際交往的體驗，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際關系圈子。分析本研究的訪談信息，傷殘兒童論及網絡交往活動中，“真誠、自信、被關心、自尊、快樂、安全感、好玩、喜歡、渴望”等詞匯大量出現：這些表達積極情緒的高頻詞匯，反映了傷殘兒童樂于參與“網絡交互”的傾向。

汶川地震傷殘兒童的心理康復是一個長期過程，因時間、精力和資金所限，長期面對面的咨詢交流顯然有困難。同時，受地震后家庭重組、隔代撫養、父母外出務工等因素的影響，部分傷殘兒童人際交往與學業發展缺失應有支持。依托“網絡交互”，一部分地震傷殘兒童受到了外界的關注。一些在北京、上海、廣州等都市異地學習過的傷殘兒童，至今更樂意在課余生活與異地學校的老師和同學“網絡交互”。盡管不是面對面的交流，但在網絡上與救助過自己的志愿者、異地的老師和同學聊天，這些傷殘兒童產生較為強烈的“被關注”的情感體驗。地震后，傷殘兒童由于身體、心理和環境的變換等原因，很難適應現有的學習方式。一些學校開設網絡應用實驗班，給傷殘兒童帶來了便利：依托qq群、博客或學習論壇，傷殘兒童能夠有效地與老師和同伴進行聯系。

肢體不便、自主活動受限，使得傷殘兒童很難真正融入正常兒童的日常生活與娛樂圈子。因地震傷殘的兒童身心遭受了極大創傷，相似的遭遇使得他們容易抱團，樂于和殘疾同伴相處。觀察學齡初期傷殘兒童的日常活動，我們發現：在和正常兒童相處時，多數傷殘兒童容易產生急躁、敏感、自卑等情緒；進入青春期的兒童多呈現“沉默寡言”的現象；高達90%的傷殘兒童自認為在溝通方面與家長交流困難。

傷殘兒童“網絡交互”活動中建立的人際關系圈子，經歷了一個“情感卷入”和交往由淺入深的過程。參與傷殘兒童救助的志愿者也證實這樣的情況：教師和家長“介入”越早、越多，兒童對網絡的利用越是趨向合理。傷殘兒童家庭大多支離破碎，健在的親人亦多外出務工。鄉鎮學校周邊網吧林立，傷殘兒童因不便參加體育活動，更喜愛上網，由此傷殘兒童沉溺網絡游戲的現象普遍。此類孩子所占的比例較大，高達40%。調查發現，孤獨情緒易多發生在性格內向或在現實中與家人、朋友、老師關系處理不當的傷殘兒童中；他們在網絡中尋求幫助，投入更多的時間。調查數據表明，17.22%的傷殘兒童認為上不了網的日子很煎熬，心里悶得慌；又有8.6%的傷殘兒童對除了電腦網絡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毫無興趣。不能很好地控制上網時間和上網頻率已直接影響到傷殘兒童的學習和生活。將大量的時間花費到虛擬的網絡世界中，會不斷減少傷殘兒童在現實生活中與他人交往與溝通的機會，導致其社會交往能力下降。

我們亦發現這樣的事實，傷殘兒童在與來自網絡的“陌生人”交往時，絕大多數傷殘兒童愿意與對方交流情感隱私，卻有意無意隱匿身體傷殘的事實。即便是在人際交往對象的身份明確的情況下，82%的傷殘兒童亦不愿意討論身體傷殘的相關信息。通過互聯網虛擬場景所支持的互動活動，容易瓦解現實生活中傷殘兒童與人面對面交往形成的人際關系模式，也造成部分傷殘兒童陷入了僅僅與虛擬世界打交道的困境，由此忽略其在生活交往中已經建立起來的情感關系。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傷殘兒童呈現網絡成癮傾向，沉溺于虛擬交往；這種極力逃避現實而轉向虛擬世界的交往模式使其逐漸喪失實際社會交往的技能。

如前所述，相比于健全兒童“朋友多在身邊”的情形，傷殘兒童更多把殘疾同伴、qq的聊天對象、網絡游戲玩伴等選擇為朋友。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和互聯網應用能力的提升，傷殘兒童的網絡交往對象亦在發生變化，“網絡互動”的遠距離、隱匿的特性，網絡游戲角色的“虛幻成功”，亦使得傷殘兒童在虛擬空間的“情感卷入”程度深化，并引發網絡依賴等新問題。

已有類似研究強調，在尊重殘疾學生人格、保護隱私的前提下，利用“網絡交互”形式激發傷殘兒童與他人交往的主動性，以促進其社會化水平的提升。網絡媒介是傷殘兒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環境，它側重于將網絡作為載體，傳播具有網絡社會特征的各種信息。采取禁止或隔離的方法肯定是不足取的，也許不用過度擔心虛擬關系給兒童的現實社會交往帶來的損害。[5]但是，我們需要對傷殘兒童的“網絡交互”活動進行監控和引導，提高他們在虛擬交互中的安全防范意識和能力。

從社會適應角度，我們應當教會傷殘兒童甄別互聯網信息，教會他們從互聯網獲取生活、生存資源，提升這些兒童的網絡媒介素養。首先，為傷殘兒童提供必要的互聯網技術與設備，是為其提供個性化教育項目的重要環節；[6]其次，就培養傷殘兒童網絡媒介素養而言，學校無疑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應當利用互聯網資源開展各種學習活動，增進師生交流，及時掌握學生思想動態，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和引導；第三，引導傷殘兒童的互聯網應用活動，教師應該積極主動地參與其中，以合作、協作等方式，引導傷殘兒童善于從互聯網獲取學習資源，進而形成自主學習的能力。

應當為傷殘兒童構建引導性的、個性化的網絡交流平臺，以特別加強他們的身體康復、職業發展和社會適應能力。g市q縣的實踐經驗，包含q縣殘疾青少年關注項目、電子商務援助項目兩個部分。前者由山東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發起，以q縣新增傷殘兒童為服務對象，由專業人士組成的志愿者隊伍，通過“網絡交互”給予傷殘兒童身體康復、學業發展等方面的溝通、交流，幫助傷殘兒童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后者為阿里巴巴集團在q縣的互聯網培訓，提供電子商務實踐、網絡應用等訓練課程，目標在于幫助地震傷殘人士發展通過互聯網創業的能力。兩個項目的成功實施為我們提供了經驗，以互聯網應用為契機，通過“網絡交互”拓展其人際交往空間，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擴大傷殘兒童認識自我的社會參照標準范圍，進而將互聯網應用融入傷殘兒童的日常生活。

此外，合理應用互聯網增強傷殘兒童的人際交互體驗，需結合傷殘兒童互聯網應用的偏好，分析其人際交往需求。一些愛心人士發起的援助活動，往往預設傷殘兒童的物質或精神需求，以“施舍者”的面目出現，在與傷殘兒童的話題互動時找不到共同主題，無法產生情感共鳴。在志愿者毛智文的援助案例中，來自婁底的一群殘疾人志愿者，利用經常性的網絡聯系，互動交流的話題隨意、廣泛，卻比較頻繁地得到傷殘兒童類似“真誠、務實”等積極評價。不難看出，傷殘兒童對“網絡交互”對象產生“是否真誠”的主觀評價，既建立在多次互動交流的前提下，更歸功于“互相尊重與平等相待”。

一般性的觀點認為，如得到適宜的指導，網絡交往反而使青少年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增加了。[7]家長往往出于補償的心理，樂意為傷殘兒童購置電腦、智能手機或其他電子產品；學校亦多開設有專門的網絡教室，提供互聯網操作、輔助軟件等培訓課程。但是，新型的教育方式需要學校、家長、社區的共同參與，相互協作。這既要求學校、社區溝通家庭，增進家長和教師、社區工作人員之間的聯系，又需要傷殘兒童家庭積極主動地配合，支持學校、社區的工作，共同做好傷殘兒童的教育工作。針對傷殘兒童的社區教育項目，通過移動互聯網和基于web的視頻服務，為傷殘兒童、社會輔助團隊提供了良好的互動交流，也證實了上述的觀點。[8]

具體來講，增強“家-校-社區”的互動功能，可從以下幾方面作好工作：首先，完善“家-校-社區”網絡聯系平臺，為老師、家長和學生提供家校互動信息服務，包括家長短信、考勤短信、成績通報、家庭教育等信息服務；其次，社區、學校與家庭需建立協作機制，鼓勵兒童將網絡活動與社區活動結合起來，激勵他們利用網絡參與社會事務，引導其利用網絡針對學校活動、社區事務獻計獻策，進而及時把握傷殘兒童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情況；再次，組織傷殘兒童交流他們“網絡交互”的經驗教訓，拓展傷殘兒童基于“網絡交互”的現實人際交往圈，將他們的虛擬現實體驗拓展到真實的社會生活中，從互聯網走向現實世界，提升傷殘兒童現實的人際交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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