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正確的寫作思路書寫演講稿會更加事半功倍。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能夠利用到演講稿的場合越來越多。我們想要好好寫一篇演講稿，可是卻無從下手嗎？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關于學習演講稿模板范文，希望會對大家的工作與學習有所幫助。
柴靜的演講稿中的人生哲理 柴靜演講稿《為祖國喝彩,為女性歡呼》篇一
大霧霾后得知懷孕：女兒健康就好。
__年1月份北京，一個月里頭25天霧霾。
那個月里頭，我還去了四個地方出差：陜西、河南、江西、浙江。回頭看視頻里的天空，當時的中國正被卷入一場覆蓋了25個省市和6億人的大霧霾，但有我的嗓子有意向，在西安那天晚上咳得睡不著覺，我就切了一只檸檬放在枕頭邊上。回到北京之后，我知道我懷孕了。
聽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間，我覺得我對她沒有任何別的期望了——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診斷為良性腫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術。我還沒有來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的。我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后來我辭職陪伴她、照顧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
以前我從來沒有對污染感到過害怕，去哪我都沒戴過口罩。現在有生命抱在你懷里，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由你來負責，你才會感到害怕。那場霧霾持續了差不多兩個月(__年底)，它讓我意識到這件事情不是偶然發生，也不可能很快過去了。
這是__年整整一年的北京，只有空氣和良的時候，我才能帶她出門，但是這樣的天能有多少呢?污染天數175天，這意味著一年當中有一半的時間我不得不把她像囚徒一樣關在家里面。十年前那個環保局長對我說了一句話，“孝義是山西的縮影，山西是中國的縮影”。短短十年，我眼睜睜地看著它成為現實。
連續40天空氣影像記錄顯示：
天津__年空氣污染天數197天，
沈陽__年空氣污染天數152天，
成都__年空氣污染天數125天，
蘭州__年空氣污染天數112天，
石家莊__年空氣污染天數264天
有的時候早上醒來我會看到女兒站在陽臺前面用手拍著玻璃，用這個方式告訴我她想出去。她總有一天會問我，媽媽，為什么你要把我關起來?外面到底是什么，它會傷害我嗎?這一年當中我做的所的事情，就是為了回答將來她會問我的問題：霧霾是什么?它從哪兒來?我們怎么辦?
霧霾是什么：這是一個看不見敵人的戰爭
霧霾是什么呢?我有時候會把燈關掉，我想看一看，我知道pm2.5就存在這當中，它們是一些空氣動力學直徑小于2.5微米的顆粒，所以它們才能折射大量的可見光，留給我們一個能見度很低的世界。這是一個看不見敵人的戰爭。
大量的樣本顯示，有很多人比你更高，超標20倍。所有這些致癌物都附著在剛才看到的那個黑色的采樣膜的表面，一種叫做黑炭的物質上，它非常小，只有0.2微米，但是它是一個鎖鏈的結構，所以如果它打開的話，兩克黑炭能有多大?能有整個籃球場那么大，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屬。在中國這樣的黑炭有多少呢?這是__年nasa(美國航空航天局)做的一個測算，那個紫得發白發亮的地方是中國，(黑炭)它像幽靈一樣在我們的上空飄蕩。
在中國每年因為大氣污染過早死亡的人數是50萬人。在這場跟人類的戰爭當中，我們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傷害的，就是我們的孩子和我們的父母，這些小孩大多才兩個多月大，還沒有出過門，但是已經得了肺炎，他們在接受霧化治療。在__年1月份，重霧霾期間的時候，我們整個國家，有二十七個城市都出現了急診人數的爆發性增長。
edward lagrenceavol(南加州大學醫學院臨床預防醫學教授)：如果讓他們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們受到一部分功能損傷，他們暴露的第二天，他們的損傷沒有第一天那么多，但這不是因為他們有了“適應性”，而是他們已經失去了這部分功能，損害已經發生。
我就在華北天空下生活，這十年來我怎么沒有覺察到霧霾的存在?我就去找了我們國家奧運空氣質量保障小組的組長唐孝炎院士，她給了我這條曲線，這是__年。
__年前，那時候我們還沒有pm2.5的檢測，但是我們有pm10，她是根據當時的估算，那個時候在污染期的話，pm2.5可以達到三百到四百，屬于今天的嚴重污染。但那個時候我們一直認為那是霧，我們一直把它叫做霧。
人們在當年并不是沒有聞到嗆人的味道，但煤炭帶來的溫暖和能量在當時更重要。1980年前后，北京市內有3700家工廠，對一個充滿發展渴望的農業大國來說，煙筒被認為是進步的標志。
過去30年內，我國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65%，雖然吸煙和老齡化仍然是這個數的主要因素，但細顆粒物明確的致癌風險，越來越得到重視。__年，pm2.5被列入監測范圍，國家《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隨著收入增加，信息透明，人們對環境的期待越來越高。
我戴著口罩逛街，我戴著口罩購物，戴著口罩去跟朋友見面，我用膠條把我們家門窗每個縫都給它粘上，帶著孩子出門打疫苗的時候，她沖我笑我都會感到害怕，說實話我不是多怕死，我是不想這么活。所以每次碰到有人問我說，你到底要干嘛做這件事情。我只好簡單地告訴他，這是我跟霧霾之間的一場私人恩怨。我要知道它從哪兒來，我要弄明白這一切是怎么回事。
煤炭：先讓中國騰飛，再讓中國“遭罪”
中國的pm2.5，60%來與燃煤和燃油，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燒。這種燃燒的強度有多大呢?我們可以來看看，在__年，這個數值可以代表全球化石能源的燃燒強度，可以看看中國有多亮，那個燒得發紅發亮發白的地方就是我們國家。從圖標來看的話，它比歐洲高出三到四倍，我們燒了這么多化石能源。而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煤和油的污染物之間可以發生大規模的化學反應。
在南威爾士被廢棄的礦坑深處，埋葬著英國工業時代的心臟，它曾經驅動過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也給這個國家帶來一場可怕的黑色災難。在1960年年代，倫敦大煙霧事件發生完之后，其他的國家紛紛開始減少和控制自己的煤炭用量，但當時恰逢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這個已經封閉了多年和落后了多年的國家，迫切地需要一種巨大的能量能讓自己起飛，它的選擇是煤炭。這是它增長的曲線。
那中國這么多煤用在哪兒?__年這36億噸，我們可以看一下，其中3億8千萬噸燒在京津冀，而這3億8千萬噸當中，有三個億燒在河北。
熊躍輝(國家環保部科技標準司司長，原華北督查中心主任)：有60%以上的鋼鐵企業沒有任何審批手續，環評法甩在一邊不用，就是一直通知停止審批，不管你合法的、不合法的都停止審批，真正的破罐子破摔的就是黑戶，監管部門都不想去觸及這一塊，關的了嗎?能取締的了嗎?一千萬噸鋼是多少人就業?10萬人就業，河北的鋼鐵是到了什么程度?已經到了你取締不了的程度。
中國用三十年的時間走完別人一百年走過的工業華的道路，所以我們煤的污染之上還要再附加油的污染。那么我們的油怎么了?我們的油大部分燒在車上，我們的車在十年之間增加了將近一個億。北京本地的污染源當中，最大的就來自機動車。
尷尬的不止環保部門，空氣中都是錢的味道
車多就污染嗎?北京市交通委給我的解釋是這樣的我，東京90%以上的人在坐軌道交通，他們只有不到6%的人在開車。北京有多少呢?北京34%的人開車。北京每天高峰期的時候，六環以內，每個小時的pm2.5排放量是多少?——1噸。北京人在5公里以內開車的有多少?將近一半。
在北京每天一天凌晨的時候都會出現污染的峰值，而且是每天恒定出現，永遠比當天下午有機碳的排放大概要高出兩倍。這到底是什么東西?我也想知道這個答案，我們就去了延慶。
(隨機抽查一輛車)
司機：這是國一之前的。
柴靜：那就是意味著沒有任何排放設施。
司機：沒有，基本沒有排放控制措施。
警察：綠標。
司機：國三。
柴靜：是哪兒發的?河北省環保廳。
司機：買的時候他說是國三的，咱又不懂，對不對，咱只是買車的。
李昆生(北京是環保局機動車排放管理處處長)：大面積造假，或者說說得更嚴重一點，全面造假，這是行業內的秘密，90%基本配置都不在。如果有三萬輛車進城，那就相當于幾百萬輛車在夜里還在跑。
沒有任何排放設施的時候，它的排放會是一個什么結果?只這一輛車，只一項顆粒物的排放，它就是國iv車的五百倍。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要占所有機動車的70%，它的一次性顆粒物的排放要占到多少呢?99%。還有更可怕的事情是，柴油車的尾氣排放出來的顆粒物毒性遠比一般的大。如果要問責的話，首先應該問的是造假車企的負責人吧?
十幾年來，如果說這種全面造假、普遍造假都存在，而且監管部門知道的話，為什么不去處理他們呢?我們不是有法律嗎?你這樣的產品是可以召回的呀。但是從__年到現在，這個法律在這類車輛上用過多少次呢?一次都沒有。
丁焰(環保部車輛污染研究處主任)：當然我們問過，你大氣法為什么要這么寫，為什么不直接寫我們。人家說了，就是因為當時定這條的時候，很多部門反對，不能你環保管。但最后這個法就過不去，過不去最后等于就用了一個模糊的寫法，就是叫有執法權的去做。
丁焰：但是實際上還是沒管住啊，合格證全是真的，車型也全是真的，環保部門也發了那個綠標了，也是國四的。沒有一個部門去看那個車到底是什么，只有那個車是國一的。
尷尬的不光是環保部門，車企業也挺尷尬的，那個造假的老板后來就跟我說，如果環保部能夠去執法，去抓那些造假的車輛的話，我保證第二天就生產真的。在延慶的時候，隨機抽查了這輛柴油車，這是在北京加的柴油，已經是非常好的，全國最高的水平了，但是它的柴油測出來之后，是歐盟和日本包括美國的二十五倍。
全世界的石油企業都會去盡量維護自己的行業利益，這是一個公司的天性，這無可厚非。我們很想知道其他國家到底是誰在制訂這個標準，這是我們目前為止調查到的結論—澳大利亞：環保部;韓國：環境部;日本：日本環境省;墨西哥：環境和自然資源部與能源部;加拿大：環境部;歐洲標準委員會。澳大利亞、韓國、日本、墨西哥、加拿大，基本都是環境部在主導標準。即使是歐盟這樣的歐洲標準委員會來定的時候，它會有行業協會的聲音，但是也沒有出現過由石化行業來主導標準制定的情況。
那為什么在我國，國家車用燃油質量標準是由石化行業主導的呢?一個國家的選擇有它的歷史原因。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國石油處于極度緊缺狀態，長安街上的公交車需要頭頂一個煤氣包行使，遠未到考慮燃油環保指標的時候，環保部門也未成立，所以標準的制定，是由當時石油部下屬的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負責。
在中國，除了我們的油品標準低之外，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在我出發之前遠遠沒有想到的問題，就是我們有一半的油是完全失控，全球十大港口，現在有七個在中國。遠洋貨輪帶來的污染之大，在靠近海岸線四百米的地方，它排放的污染相當于五十萬輛大卡車。所以在深圳，百分之六十的二氧化硫是來自輪船的。
也許你既不生活在港口邊上，也不生活在河的邊上，也不生活在機場的邊上，但是你一定遇到過這些車。這些是工程的施工車輛，有一次我在河北看到它們的時候，我以為前面失火了，繞到前面一看，是它在排放黑煙。我們跟環保部一起，環保部門的人就說“那這樣，我們去查一下，看看吧”。他們就現成買了一個柴油壺，然后就進了最近的一家民營加油站，我是最后一個下車的，那么等我下去的時候，我發現他的證已經被老板奪走了。
老板：大氣防治法?
柴靜：“環保部門有這義務權力”。
老板：你有義務，你有義務，沒這權力。
這老板說完這句話之后，我們每個人都默默無語，然后就拎著柴油壺就都散了。他說得太狠了，從煤到油一項一項下來，煤和油的消耗都這么大，我們的品質相對低劣，我們缺少清潔，我們還在排放的時候缺乏控制，我一直想知道為什么，一直到這個老板，這句話我覺得他莫名其妙地道出了某種事物的本質。
一噸鋼，如果把它所有的環保成本省下來，不去裝的話，它能夠省一百塊錢，一噸煤能夠省一百五十六塊錢，一輛車如果不裝環保設施的話能夠大概省兩萬，油品少升級一次，能夠省五百個億。十年前，我問空氣中是什么味道，我沒有得到答案。現在我知道了，空氣中是錢的味道。
借鑒經驗，創造未來：英國美國是如何治理空氣污染的?
城市給了我們個人的自由，也給了這個國家三十年來的繁榮，未來還會有三四億人要進城，這個必然到來，不可避免。他們會給這個國家帶來不可思議的文明和財富，但是假如用投資拉動工業和拉動城市發展的模式不改變的話，結果會是什么?這意味著我們將在用光所有的資源之前，我們就用光所有的環境容量。
之前我很擔心，北京還在擴張，它的汽車的量還在增加，它的污染能降低嗎?但是這是洛杉磯，一個跟北京非常像的地方。它也是三面環山，空氣擴散條件很不好，所以它曾經發生過大規模的光化學污染煙霧事件。但是從1970年以來，洛杉磯的車輛還在上升，上升了這么多，三倍，但它們排放呢?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他們怎么做到的?我就去趟洛杉磯在那里觀察。
洛杉磯這種攤大餅的城市規劃，被認為是典型的失敗案例，它的公交系統也遠沒有有效地建立起來，造成車輛毫無約束的發展。
一千七百多完人差不多一千三百多萬輛車。都快人手一輛了，整個加州，一天之內，8.5億的形成，所有的燃料加起來，都夠來回月球一千六百趟。
根據加州空氣資源部的估計，南加州空氣中71%的致癌物質，都由柴油車產生，所以所有的柴油車都被要求安裝dpf，這種顆粒過濾器，相當于給車戴上口罩，可以過濾掉99%的顆粒物。
為了治理污染，加州不得不制定最嚴格的新車機動車標準，環保部門有權力抽查任何新車，可從用戶手中直接抽查十二萬英里之內的在用車，一旦發現廠家違規，要從出廠當天開始，每一天罰兩萬五千美元。環保部門有權力要求車企，召回全部問題車輛。
中國是一個煤炭的消費量，占百份之七十的國家，在我們國家能源結構里面，我們怎么才能減掉煤呢?很多人都跟我講說，倫敦要等了四十年，五十年才把污染治好，我們也得等這么久。但真的是這樣嗎?看看這兒，從他們開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他們就把污染物降低了百分之八十，這是一個極大的改善，我們來看看倫敦是怎么做的。
倫敦大煙霧事件發生的時候，英國的能源結構中，將近百分之九十是煤炭，1953年，顆粒物的平均濃度，超過歐盟標準的十倍，他們控制污染的壓力，比我國當前更大，英國人在1956年通過了《清潔空氣法》。
johnmurlis(英國倫敦前環保督察員)：每一個煤礦都在地上有洗煤的設施，在賣給用戶之前，煤炭先要被洗干凈，在開放式的壁爐里燃燒煤是違法的，這就是壁爐。(無煙區內)任何排放煤煙的設施，都是被嚴令禁止的。治污監察員可以檢查店鋪，檢查是否在售買違法的燃料。
政府出錢，承擔家庭壁爐改造百分之七十的費用，但懲罰同樣嚴格，違反者可以處以一百英鎊罰款，甚至坐牢。
煙霧事件發生后二十年中，石油替代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煤炭，天然氣替代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煤炭，煤炭在整個國家的能源結構中，從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而重工業占gdp的比例也下降了百分之十。很多煤礦和燃煤的工廠關停，又一個倫敦的地標消失了。這里曾經有上百萬人就業，現在你們(礦工)怎么掙錢生活呢?
eddavey(英國能源與氣候變化大臣)：一百多年前，我們英國有幾百萬礦工，現在只剩下幾萬人了，但我們的就業人數是歷史最高的。當一個產業正在被淘汰的時候，會有另外一個產業冉冉升起。
開放市場，才能有更清潔的天空
1960到1970，英國治污的前十年，經濟并沒有倒退，gdp反而增加了一倍。之后十年中，英國進入油氣時代，他們的經濟總量翻了四倍。英國是用更清潔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氣，尤其是天然氣來替代了煤炭，他們才取得了藍天和白云。那時候人均gdp跟中國是一樣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補貼那些已經要被時代淘汰掉的落后和污染還有虧損的產業，你要給新興的產業，給它們公平競爭的機會。它們會帶給你驚喜。倫敦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要從煤炭時代進入油氣時代，我們才能夠得到更清潔的天空。
我們的天然氣探明是多少呢?百分之二十二。那我們的石油探明率是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八，而且每年開采量只占探明量的1/9。有大量的資源，我們知道在哪兒，但卻沒有去開采?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生產國，美國來說，它們有六千三百家天然氣石油公司，我們有幾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美國有一百六十家天然氣管道公司，我們(主體管道)有幾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
edward davey(英國能源與氣候變化大臣)：我認為只有開放市場，才能分享智慧，尋求創新，才能得到世上最好的東西。
重返蔚藍地圖，需要我們共同參與
做這次演講，我才第一次接觸到中國的能源問題。這兩年的腐敗圖，它是一個腐敗高發的區域，能源局前局長劉鐵男在接受庭審的時候說過一句話，要想遏制高發的腐敗，就要把本來應該屬于市場的權力，還給市場。__年6月份的時候，我們中國的能源國家安全戰略，已經明確，能源是一種商品，我們要建構有效的市場結構和市場體系，而且要改變政府對于能源的監管方式。但是在等待一個國家，建立和完善一個龐大的體系之前，我們究竟能夠做什么?
世界上再強大的政府，也沒有辦法獨立治理好污染，它要依靠的就是每一個，像你我這樣的普通人。我們的選擇，我們的意志。只有信息公開，才是一切公眾參與的基礎。你可以猜猜看，今年之前有多少家中國的公益組織是具備司法訴訟主體資格的?一家都沒有，就是因為當時我們的《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有關組織才可以提起訴訟，至于誰是這個有關組織，沒人知道。但是1月1日開始，新環保法已經規定了，只要你從事環境公益活動五年以上，沒有違法記錄，你就可以承擔這個訴訟主體的資格，現在七百多家環保組織。
我們可以記住這幾個數，12369。如果你不打，它就永遠只是一個數。霧霾天一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兒，或者未來在哪兒。
但是呢就在那個餐館老板，把那個油煙(回收裝置)裝好的那一會兒，我突然覺得我好像腳落實地，這種感覺很難說清楚。你明明知道說它對于改善大氣污染的作用，是非常微乎其微的。但就是因為一個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點點事情，可以讓事情本身變得更好，他心里面就能夠踏實了。
所以回頭來看，人類與污染之間的戰爭，歷史就是這樣創造的，就是千千萬萬個普通人，有一天他們會說不，我不滿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退位，我要站出來做一點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時，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成千上萬的孩子正在孕育，正在出生，這些河流，天空、大地是應該屬于他們的，我們沒有權利只知消費不知可知，我們有責任向他們證明一個被能源照亮的世界，同時可以是潔凈和美好的。在霧霾嚴重的時候，我們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保護好你自己，和你愛的人。
柴靜的演講稿中的人生哲理 柴靜演講稿《為祖國喝彩,為女性歡呼》篇二
采訪是一場抵達
演講時間：20xx年10月9日晚
——當時還是央視記者、《看見》節目主持人的柴靜在清華大學的勵志演講稿
沒有夯實的報道，評論只是沙中筑塔
我們對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
人們頭腦中偏見的根源，往往是來自于無知，我們對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
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動，把它拿到胸前，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確地移動一毫米，這就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計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會增加。
精確是一件需要耗費比較復雜的智力活動的一件事情。報道就要求精確，要求對事實和因果梳理，沒有這個基礎，評論往往就是議論、想象，而不是事實。
我自己在二十三四歲的時候，成為國家電視臺的主持人，做一個十六分鐘的新聞深度報道。我覺得這樣的狀況在世界新聞也是很少見的，一個年輕人被放到做深度評論的主持人位子上，這是我們剛剛起步的電視新聞決定的一種特殊要求，以后也不會更多地出現。實際上媒體有它的規律，就像一個存在的植物，它必須要按照它的規律生長一樣，要想變得粗壯、強韌，必須到土地里頭去接受風吹日曬，再一片一片葉子長出來，如果沒有非常夯實的報道作為基礎，那么評論只能是沙中筑塔。所以我轉行做了記者，到現在十年了。
采訪是呈現，不是評判
采訪不是用來評判，采訪是用來了解;采訪不是用來改造世界，采訪只是來認識世界。
我覺得對我來說，采訪的障礙就是一句話，“我認為我是對的”。這句話看起來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礙會遠遠大于我們的想象，顧準原來說過一句話，他說什么叫專制，專制就是認為自己絕對不會錯的想法，如果一個采訪者帶著定見，很難了解世界的復雜。
前段時間我采訪魏德圣，他拍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就是當年發生在中國臺灣的“霧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間的一場戰爭。
魏德圣說，在中國臺灣歷史當中關于這個事件只有兩句話，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軍隊;再看日本的教科書也是兩句話，是某年某月某日中國臺灣某個原始部落的一場*。反抗和*，這是對于一件事情的兩種解釋。都只有兩句話，都很簡單，但魏德圣說記者式的社會思維要回答的是：“為什么他們在這個事件中做出了那樣的選擇?”
魏德圣說，他進入這個頭領內心的時候，受過很多的沖擊，一開頭他會熱血激沸，覺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干掉了。但了解越深，他開始發現自己精神上出現了危險的搖晃，比如說他去接觸當年認識這個部落首領莫那魯道的人，那個人跟他講，他根本不是一個英雄，他是一個流氓，每一個經過他部落的人他都會打，他控制欲很強。然后魏德圣又會去想，這個人為什么會在戰爭之前讓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時候他害怕得簡直寫不下去了，因為在不斷地*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達一個真實的人。
一個人進入另一個人心靈的過程是一個可怕的過程，可怕在哪?可怕就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險就在于思想本身是不安的。它拒絕接受已經形成的定見，他需要從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發去認識人，這本身就意味著動蕩、不安、危險，還有進步。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會發現你沒有依靠，你原來思想上可能有一個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拋掉，這個拐杖就是人類已經形成的習俗、觀念。就像一個被按在水里的人，你必須把頭埋在水里面，學著嗆水才能夠學會思考。
所以我要講的下一句話就是，采訪不是用來評判，采訪是用來了解，采訪不是用來改造世界，采訪只是來認識世界。我很年輕就做了記者，年輕人最熱誠，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我們真的想通過報道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我最初那兩年在公開場合講話或者領獎的時候總是會說，我希望我做這個節目，曾經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這些話很漂亮吧，聽上去加點音樂就可以上片尾字幕了吧?但是這樣煽情的話并不是職業記者的使命，這個是我慢慢才意識到的。
假如你有這樣強烈改造社會的目的，你就會容易形成你頭腦當中的偏見，你認為世界有一個完美的范式，它就應該向那個方面發展，假如它不是那樣，你就不接受，你就抵觸，你就想改變他，這樣就有兩個后果，一個是你根本改變不了，對方發現你想影響他的時候他就不接受你了，會背道而馳;第二個結果是當你改變不了的時候，就可能因為挫折感或者絕望，放棄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
媒體要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處
有同學問，那我們的媒體道德是什么，我現在認為記者的道德就兩個字，很簡單，就是“明白”：讓人明白，讓人明白這個世界本來面目是怎么樣的，這個就是我們的職業道德。你把這點做好就可以了，即使我不能夠清空自己的一個情緒判斷，也要有一個戒備，佛經中說“念起即覺，覺即不隨”，這個念頭要起來你要能覺察，覺察之后你會不會跟隨它，要有這個意識。
媒體的職責不是提供“熱”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動社會的熱情，媒體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處。
面對飽受社會爭議的對象，他已經帶著全部的盔甲來面對采訪了，你要感受他，設想如果你是他，這個時候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是一個什么樣的感受，會做什么樣的準備。而且，他會因為曾經遭遇過敵意和攻擊，收縮得更為緊張，他時刻做好要么反擊要么逃避。
人在受到威脅的時候只有這樣的模式。
那么采訪要達成的是什么?采訪達成的是信息，你必須要問輿論期待知道的問題，不可以回避。但要提供一個讓大家明白這一切造成的因果和背景，那記者就不能夠跟他構成對抗的關系。我現在對自己有一個原則，就是對事苛刻，對人寬容。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我對李永波的這段采訪，很好玩。他說到當年林丹和李宗偉兩個人在上海有過一場比賽，在本土作戰，而且是林丹，上海的觀眾就喊了一嗓子“李宗偉加油”，東道主的客氣嘛，林丹一聽連失四球，比賽就輸了。
李永波大發雷霆，在賽后新聞發布會說，這個上海觀眾素質太低了，怎么會這么沒有愛國心，以后我們的比賽都不在上海辦了。我當時采訪羽毛球運動員消極比賽，覺得此事有關他的勝負心，或者對于體育比賽精神和內涵的一個理解，所以我就問他，他一開始是很強硬，他說你怎么可以“給外國人加油”，觀眾怎樣怎樣，結果導致林丹輸了什么的，我們這樣來往大概有三個回合，他一直很強硬。
后來我把問題稍微變化了一下，意思是說站在一個教練的角度，人們可以理解你會有這樣一種心情，但是在中國羽毛球隊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人們可能會對你有一個更高的期許，就是希望能夠倡導體育文明。他忽然就改變過來說，對，我也覺得，喊“加油”也挺好的，這樣對隊員的心理素質也是一個鍛煉。
這個改變看起來很突兀，是一個急轉彎，但其實不是，他在面對大量反對聲音的時候，已經在內心去消化和感覺這些聲音了，只是他不愿意承認，如果你用敵意的方式去質問，他就會出于防衛把自己的立場踩得像水泥地那樣硬實。
但如果你能理解他何以如此，再把他站立的那個地方松一松，空氣進去了，水進去了，那個土壤變得濕潤了，變得松滑了，他兩個腳站的時候就不會粘固其中，他就會左右搖擺。我剛才說過了，思想的本質是不安，不安就是這種動蕩，一個人一旦產生動蕩的時候，新的思想就已經產生了，萌芽已經出現了，人們需要的只是給這個萌芽一個剝離掉泥土，讓它露出來的機會。
年輕時期采訪，有時喜歡把對方逼到墻角，攻擊他，反正你手里也沒有武器了，反正你會倒在地上，那樣更好看。但是人成年了，我覺得還需要某一種寬厚，這個寬厚不是鄉愿，是一種認識，就是你認識到人的頭腦和心靈是流動的，你不要動不動就拿一個大壩把他的心攔起來了，就不讓他進，也不讓他出了，其實人是可以流淌的。
好感和反感是你在觀察人的時候最有害的一種心態，你要在采訪前就對一個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你就沒有辦法誠實和客觀地觀察他了。
柴靜的演講稿中的人生哲理 柴靜演講稿《為祖國喝彩,為女性歡呼》篇三
一場抵達
演講時間：20__年10月9日晚
——當時還是央視記者、《看見》節目主持人的柴靜在清華大學的勵志演講稿
沒有夯實的報道，評論只是沙中筑塔
我們對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
人們頭腦中偏見的根源，往往是來自于無知，我們對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
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動，把它拿到胸前，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確地移動一毫米，這就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計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會增加。
精確是一件需要耗費比較復雜的智力活動的一件事情。報道就要求精確，要求對事實和因果梳理，沒有這個基礎，評論往往就是議論、想象，而不是事實。
我自己在二十三四歲的時候，成為國家電視臺的主持人，做一個十六分鐘的新聞深度報道。我覺得這樣的狀況在世界新聞也是很少見的，一個年輕人被放到做深度評論的主持人位子上，這是我們剛剛起步的電視新聞決定的一種特殊要求，以后也不會更多地出現。實際上媒體有它的規律，就像一個存在的植物，它必須要按照它的規律生長一樣，要想變得粗壯、強韌，必須到土地里頭去接受風吹日曬，再一片一片葉子長出來，如果沒有非常夯實的報道作為基礎，那么評論只能是沙中筑塔。所以我轉行做了記者，到現在十年了。
采訪是呈現，不是評判
采訪不是用來評判，采訪是用來了解;采訪不是用來改造世界，采訪只是來認識世界。
我覺得對我來說，采訪的障礙就是一句話，“我認為我是對的”。這句話看起來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礙會遠遠大于我們的想象，顧準原來說過一句話，他說什么叫專制，專制就是認為自己絕對不會錯的想法，如果一個采訪者帶著定見，很難了解世界的復雜。
前段時間我采訪魏德圣，他拍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就是當年發生在中國臺灣的“霧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間的一場戰爭。
魏德圣說，在中國臺灣歷史當中關于這個事件只有兩句話，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軍隊;再看日本的教科書也是兩句話，是某年某月某日中國臺灣某個原始部落的一場__。反抗和__，這是對于一件事情的兩種解釋。都只有兩句話，都很簡單，但魏德圣說記者式的社會思維要回答的是：“為什么他們在這個事件中做出了那樣的選擇?”
魏德圣說，他進入這個頭領內心的時候，受過很多的沖擊，一開頭他會熱血激沸，覺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干掉了。但了解越深，他開始發現自己精神上出現了危險的搖晃，比如說他去接觸當年認識這個部落首領莫那魯道的人，那個人跟他講，他根本不是一個英雄，他是一個流氓，每一個經過他部落的人他都會打，他控制欲很強。然后魏德圣又會去想，這個人為什么會在戰爭之前讓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時候他害怕得簡直寫不下去了，因為在不斷地__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達一個真實的人。
一個人進入另一個人心靈的過程是一個可怕的過程，可怕在哪?可怕就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險就在于思想本身是不安的。它拒絕接受已經形成的定見，他需要從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發去認識人，這本身就意味著動蕩、不安、危險，還有進步。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會發現你沒有依靠，你原來思想上可能有一個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拋掉，這個拐杖就是人類已經形成的習俗、觀念。就像一個被按在水里的人，你必須把頭埋在水里面，學著嗆水才能夠學會思考。
所以我要講的下一句話就是，采訪不是用來評判，采訪是用來了解，采訪不是用來改造世界，采訪只是來認識世界。我很年輕就做了記者，年輕人最熱誠，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我們真的想通過報道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我最初那兩年在公開場合講話或者領獎的時候總是會說，我希望我做這個節目，曾經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這些話很漂亮吧，聽上去加點音樂就可以上片尾字幕了吧?但是這樣煽情的話并不是職業記者的使命，這個是我慢慢才意識到的。
假如你有這樣強烈改造社會的目的，你就會容易形成你頭腦當中的偏見，你認為世界有一個完美的范式，它就應該向那個方面發展，假如它不是那樣，你就不接受，你就抵觸，你就想改變他，這樣就有兩個后果，一個是你根本改變不了，對方發現你想影響他的時候他就不接受你了，會背道而馳;第二個結果是當你改變不了的時候，就可能因為挫折感或者絕望，放棄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
媒體要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處
有同學問，那我們的媒體道德是什么，我現在認為記者的道德就兩個字，很簡單，就是“明白”：讓人明白，讓人明白這個世界本來面目是怎么樣的，這個就是我們的職業道德。你把這點做好就可以了，即使我不能夠清空自己的一個情緒判斷，也要有一個戒備，佛經中說“念起即覺，覺即不隨”，這個念頭要起來你要能覺察，覺察之后你會不會跟隨它，要有這個意識。
媒體的職責不是提供“熱”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動社會的熱情，媒體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處。
面對飽受社會爭議的對象，他已經帶著全部的盔甲來面對采訪了，你要感受他，設想如果你是他，這個時候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是一個什么樣的感受，會做什么樣的準備。而且，他會因為曾經遭遇過敵意和攻擊，收縮得更為緊張，他時刻做好要么反擊要么逃避。
人在受到威脅的時候只有這樣的模式。
那么采訪要達成的是什么?采訪達成的是信息，你必須要問輿論期待知道的問題，不可以回避。但要提供一個讓大家明白這一切造成的因果和背景，那記者就不能夠跟他構成對抗的關系。我現在對自己有一個原則，就是對事苛刻，對人寬容。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我對李永波的這段采訪，很好玩。他說到當年林丹和李宗偉兩個人在上海有過一場比賽，在本土作戰，而且是林丹，上海的觀眾就喊了一嗓子“李宗偉加油”，東道主的客氣嘛，林丹一聽連失四球，比賽就輸了。
李永波大發雷霆，在賽后新聞發布會說，這個上海觀眾素質太低了，怎么會這么沒有愛國心，以后我們的比賽都不在上海辦了。我當時采訪羽毛球運動員消極比賽，覺得此事有關他的勝負心，或者對于體育比賽精神和內涵的一個理解，所以我就問他，他一開始是很強硬，他說你怎么可以“給外國人加油”，觀眾怎樣怎樣，結果導致林丹輸了什么的，我們這樣來往大概有三個回合，他一直很強硬。
后來我把問題稍微變化了一下，意思是說站在一個教練的角度，人們可以理解你會有這樣一種心情，但是在中國羽毛球隊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人們可能會對你有一個更高的期許，就是希望能夠倡導體育文明。他忽然就改變過來說，對，我也覺得，喊“加油”也挺好的，這樣對隊員的心理素質也是一個鍛煉。
這個改變看起來很突兀，是一個急轉彎，但其實不是，他在面對大量反對聲音的時候，已經在內心去消化和感覺這些聲音了，只是他不愿意承認，如果你用敵意的方式去質問，他就會出于防衛把自己的立場踩得像水泥地那樣硬實。
但如果你能理解他何以如此，再把他站立的那個地方松一松，空氣進去了，水進去了，那個土壤變得濕潤了，變得松滑了，他兩個腳站的時候就不會粘固其中，他就會左右搖擺。我剛才說過了，思想的本質是不安，不安就是這種動蕩，一個人一旦產生動蕩的時候，新的思想就已經產生了，萌芽已經出現了，人們需要的只是給這個萌芽一個剝離掉泥土，讓它露出來的機會。
年輕時期采訪，有時喜歡把對方逼到墻角，攻擊他，反正你手里也沒有武器了，反正你會倒在地上，那樣更好看。但是人成年了，我覺得還需要某一種寬厚，這個寬厚不是鄉愿，是一種認識，就是你認識到人的頭腦和心靈是流動的，你不要動不動就拿一個大壩把他的心攔起來了，就不讓他進，也不讓他出了，其實人是可以流淌的。
好感和反感是你在觀察人的時候最有害的一種心態，你要在采訪前就對一個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你就沒有辦法誠實和客觀地觀察他了。
柴靜的演講稿中的人生哲理 柴靜演講稿《為祖國喝彩,為女性歡呼》篇四
沒有夯實的報道，評論只是沙中筑塔
我們對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
人們頭腦中偏見的根源，往往是來自于無知，我們對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
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動，把它拿到胸前，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確地移動一毫米，這就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計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會增加。
精確是一件需要耗費比較復雜的智力活動的一件事情。報道就要求精確，要求對事實和因果梳理，沒有這個基礎，評論往往就是議論、想象，而不是事實。
我自己在二十三四歲的時候，成為國家電視臺的主持人，做一個十六分鐘的新聞深度報道。我覺得這樣的狀況在世界新聞史上也是很少見的，一個年輕人被放到做深度評論的主持人位子上，這是我們剛剛起步的電視新聞決定的一種特殊要求，以后也不會更多地出現。實際上媒體有它的規律，就像一個存在的植物，它必須要按照它的規律生長一樣，要想變得粗壯、強韌，必須到土地里頭去接受風吹日曬，再一片一片葉子長出來，如果沒有非常夯實的報道作為基礎，那么評論只能是沙中筑塔。所以我轉行做了記者，到現在十年了。
采訪是呈現，不是評判
采訪不是用來評判，采訪是用來了解;采訪不是用來改造世界，采訪只是來認識世界。
我覺得對我來說，采訪最大的障礙就是一句話，“我認為我是對的”。這句話看起來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礙會遠遠大于我們的想象，顧準原來說過一句話，他說什么叫專制，專制就是認為自己絕對不會錯的想法，如果一個采訪者帶著定見，很難了解世界的復雜。
前段時間我采訪魏德圣，他拍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就是當年發生在中國臺灣的“霧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間的一場戰爭。
魏德圣說，在中國臺灣歷史當中關于這個事件只有兩句話，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軍隊;再看日本的教科書也是兩句話，是某年某月某日中國臺灣某個原始部落的一場暴動。反抗和暴動，這是對于一件事情的兩種解釋。都只有兩句話，都很簡單，但魏德圣說記者式的社會思維要回答的是：“為什么他們在這個事件中做出了那樣的選擇?”
魏德圣說，他進入這個頭領內心的時候，受過很多的沖擊，一開頭他會熱血激沸，覺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干掉了。但了解越深，他開始發現自己精神上出現了危險的搖晃，比如說他去接觸當年認識這個部落首領莫那魯道的人，那個人跟他講，他根本不是一個英雄，他是一個流氓，每一個經過他部落的人他都會打，他控制欲很強。然后魏德圣又會去想，這個人為什么會在戰爭之前讓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時候他害怕得簡直寫不下去了，因為在不斷地推翻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達一個真實的人。
一個人進入另一個人心靈的過程是一個可怕的過程，可怕在哪?可怕就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險就在于思想本身是不安的。它拒絕接受已經形成的定見，他需要從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發去認識人，這本身就意味著動蕩、不安、危險，還有進步。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會發現你沒有依靠，你原來思想上可能有一個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拋掉，這個拐杖就是人類已經形成的習俗、觀念。就像一個被按在水里的人，你必須把頭埋在水里面，學著嗆水才能夠學會思考。
所以我要講的下一句話就是，采訪不是用來評判，采訪是用來了解，采訪不是用來改造世界，采訪只是來認識世界。我很年輕就做了記者，年輕人最熱誠，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我們真的想通過報道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我最初那兩年在公開場合講話或者領獎的時候總是會說，我希望我做這個節目，曾經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這些話很漂亮吧，聽上去加點音樂就可以上片尾幕了吧?但是這樣煽情的話并不是職業記者的使命，這個是我慢慢才意識到的。
假如你有這樣強烈改造社會的目的，你就會容易形成你頭腦當中的偏見，你認為世界有一個完美的范式，它就應該向那個方面發展，假如它不是那樣，你就不接受，你就抵觸，你就想改變他，這樣就有兩個后果，一個是你根本改變不了，對方發現你想影響他的時候他就不接受你了，會背道而馳;第二個結果是當你改變不了的時候，就可能因為挫折感或者絕望，放棄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
媒體要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處
有同學問，那我們的媒體道德是什么，我現在認為記者的道德就兩個，很簡單，就是“明白”：讓人明白，讓人明白這個世界本來面目是怎么樣的，這個就是我們的職業道德。你把這點做好就可以了，即使我不能夠清空自己的一個情緒判斷，也要有一個戒備，佛經中說“念起即覺，覺即不隨”，這個念頭要起來你要能覺察，覺察之后你會不會跟隨它，要有這個意識。
媒體的職責不是提供“熱”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動社會的熱情，媒體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處。
面對飽受社會爭議的對象，他已經帶著全部的盔甲來面對采訪了，你要感受他，設想如果你是他，這個時候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是一個什么樣的感受，會做什么樣的準備。而且，他會因為曾經遭遇過敵意和攻擊，收縮得更為緊張，他時刻做好要么反擊要么逃避。人在受到威脅的時候只有這樣的模式。
那么采訪要達成的是什么?采訪達成的是信息，你必須要問輿論期待知道的問題，不可以回避。但要提供一個讓大家明白這一切造成的因果和背景，那記者就不能夠跟他構成對抗的關系。我現在對自己有一個原則，就是對事苛刻，對人寬容。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我對李永波的這段采訪，很好玩。他說到當年林丹和李宗偉兩個人在上海有過一場比賽，在本土作戰，而且是林丹領先，上海的觀眾就喊了一嗓子“李宗偉加油”，東道主的客氣嘛，林丹一聽連失四球，比賽就輸了。
李永波大發雷霆，在賽后新聞發布會說，這個上海觀眾素質太低了，怎么會這么沒有愛國心，以后我們的比賽都不在上海辦了。我當時采訪羽毛球運動員消極比賽，覺得此事有關他的勝負心，或者對于體育比賽精神和內涵的一個理解，所以我就問他，他一開始是很強硬，他說你怎么可以“給外國人加油”，觀眾怎樣怎樣，結果導致林丹輸了什么的，我們這樣來往大概有三個回合，他一直很強硬。
后來我把問題稍微變化了一下，意思是說站在一個教練的角度，人們可以理解你會有這樣一種心情，但是在中國羽毛球隊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人們可能會對你有一個更高的期許，就是希望能夠倡導體育文明。他忽然就改變過來說，對，我也覺得，喊“加油”也挺好的，這樣對隊員的心理素質也是一個鍛煉。
這個改變看起來很突兀，是一個急轉彎，但其實不是，他在面對大量反對聲音的時候，已經在內心去消化和感覺這些聲音了，只是他不愿意承認，如果你用敵意的方式去質問，他就會出于防衛把自己的立場踩得像水泥地那樣硬實。
但如果你能理解他何以如此，再把他站立的那個地方松一松，空氣進去了，水進去了，那個土壤變得濕潤了，變得松滑了，他兩個腳站的時候就不會粘固其中，他就會左右搖擺。我剛才說過了，思想的本質是不安，不安就是這種動蕩，一個人一旦產生動蕩的時候，新的思想就已經產生了，萌芽已經出現了，人們需要的只是給這個萌芽一個剝離掉泥土，讓它露出來的機會。
年輕時期采訪，有時喜歡把對方逼到墻角，攻擊他，反正你手里也沒有武器了，反正你會倒在地上，那樣更好看。但是人成年了，我覺得還需要某一種寬厚，這個寬厚不是鄉愿，是一種認識，就是你認識到人的頭腦和心靈是流動的，你不要動不動就拿一個大壩把他的心攔起來了，就不讓他進，也不讓他出了，其實人是可以流淌的。
好感和反感是你在觀察人的時候最有害的一種心態，你要在采訪前就對一個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你就沒有辦法誠實和客觀地觀察他了。
